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 李秀伟 通讯员 董化文）2023年1月13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七场学术报告，讲座特邀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陈亚军教授主讲，主题是“实用主义与中国：从杜威到布兰顿”。项目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讲座，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王成兵教授为点评嘉宾。

2023年1月13日，“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七场学术报举行

　　在讲座中，陈亚军把实用主义传入中国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引进与传播（1919前后-1940s末）；第二，批判与否定（1950s中期-1970s末）；第三，破冰与正视（1980s-1990s末）；第四，发展与多元（2000s-至今）。

　　陈亚军指出，杜威访华之前虽然已经出现过一些对实用主义的零星介绍，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实用主义真正传入中国并受到热捧，是在杜威访华之后。1919年3月，杜威在日本讲学期间受到他的中国学生们的访华邀请，于4月30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长达两年零两个多月的中国之行。在此期间，他走访了大半个中国，做了200多场演讲。这些演讲集合成书，在杜威离开中国之前，就已一版再版。杜威的这次访问，对于实用主义传入中国意义重大。当时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出现在很多报刊杂志上，但这些介绍还处于初始阶段，凌乱而肤浅，对Pragmatism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广为接受的译名。

　　陈亚军指出，当时杜威的演讲内容主要集中于教育哲学、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三者当中以教育哲学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影响最大。此时杜威的代表性哲学论著都还没有问世，所以在哲学方面内容很少。陈亚军认为，在当时，胡适是对杜威哲学理解最透彻的中国学者，是诠释杜威哲学的代表人物，但即便是胡适，对杜威哲学的介绍主要聚焦于方法论，实用主义在他眼里基本上被当作为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世界观或理论体系。陈亚军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实用主义迅速被中国思想文化界所接受是由于这四点原因：第一、实用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诉求一致；第二、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相近；第三、一大批中国弟子的推进；第四、中美关系当时处于友好状态。

　　陈亚军指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登场，影响很大，但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随着杜威离华，实用主义很快也就被人们淡忘了。20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取代实用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至四十年代末，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究其原因，陈亚军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实用主义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由于革命性，实用主义在五四期间受到极大欢迎，由于保守性，实用主义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替代。第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被热捧，与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的推动有关，但胡适在民族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坚持所谓的易卜生主义，反对学生上街，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救亡运动，主张议和，万众仰慕的胡适由此跌下神坛，他所宣扬的实用主义也不再受到追捧。第三，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难以给出行动指南。

　　陈亚军认为，相比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受到的热捧，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延续到80年代初）可以用“落魄”两字形容。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学术界于5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对实用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几乎所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发表文章数百篇，从各个方面对胡适及实用主义发起批判。实用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被简单化为美国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詹姆斯所说的“有用就是真理”。从此以后，“有用就是真理”逐渐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实用主义本质刻画，至今仍影响着学术圈内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陈亚军指出，从真理观的角度理解实用主义是不恰当的，因为真理观受制于本体论，皮尔士、杜威并没有对真理这个话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对于詹姆斯所说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庸俗理解更是对实用主义的粗鄙歪曲。

　　陈亚军认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三阶段虽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但意义重大。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刘放桐先生的贡献，中国实用主义研究的复兴与刘放桐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刘放桐于1987年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以及随后1988年成都“实用主义研讨会”的召开是破冰标志。90年代，对新实用主义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兴趣，这些研究试图客观公正地对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加以研究。在这一阶段，国内学界积极邀请当代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如罗蒂、普特南、伯恩斯坦等访华，并于1995年在桂林召开了新实用主义研讨会。陈亚军认为，实用主义研究在80-90年代逐渐回暖，重要标志就是，实用主义从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逐渐转变为被研究的对象。

　　陈亚军指出，本世纪初开始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四个阶段，它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对实用主义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翻译；第三，成立了专门的实用主义研究机构；第四，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两个新现象：一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二是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

　　陈亚军特别提到，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的深入研究，出现了对“什么是实用主义”的第三种解读，将实用主义看做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下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解在中国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与之相关，年轻一代学者对新实用主义、分析的实用主义兴趣大增。布兰顿作为分析的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于2018年前来中国主持在复旦大学的杜威讲座，更进一步激发了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相结合的研究热情。陈亚军指出，这种研究很有价值，但将实用主义的硬核看作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下的意义理论并不恰当。在分析基础上，陈亚军提出了关于实用主义的第四种解读：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生存本体论，它在元哲学层面上与理智哲学传统大相径庭，其代表人物是杜威。陈亚军着眼于实用主义的整体精神和它对未来的学术价值，从解释力的角度与学术生命力的角度，论述了自己给出这种解读的理由。

　　最后，陈亚军指出，关于实用主义的四种解读都有各自的根据。关于实用主义的解读，在前三个阶段都不只是一个纯粹学术话题，与时代和社会的某种需求紧密相关。在第四个阶段，实用主义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学术话题，其研究越来越仅限于圈内话题。因而陈亚军在讲座的最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实用主义研究中，思想与学术到底是什么关系？研究实用主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王成兵

　　在点评环节，王成兵对陈亚军关于实用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划分，以及对四个阶段的特点概括表示赞同。王成兵指出，陈亚军的报告超出了实用主义研究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哲学研究的意义，陈亚军在讲座中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引人深思。基于讲座的内容，王成兵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杜威的生存本体论涉不涉及杜威对形而上学的思考？第二，在方法论意义上如何推进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

　　陈亚军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相应回答。首先，陈亚军认为，杜威的生存本体论涉及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杜威的生存本体论主要是从生命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出发，这种交互作用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真实存在是什么？”的回答。西方传统所崇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被变的形而上学所取代。关于第二个问题，陈亚军认为，我们应该杜绝那种肤浅的比较，即看到两个貌似相同的就拿来比较。我们要搞清楚两种哲学到底属于什么形态的哲学，然后分别考察所要讨论的话题在它们各自哲学的脉络中所占的逻辑位置，最后再来对相关话题进行比较。

　　在答疑环节，线上听众踊跃提问。陈亚军对“实用主义参与中国传统哲学重建的现状”“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学特征”“中国人理解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解答。

　　本场讲座中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2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