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论原创性的思考
本土问题与文论发展的动能
我学习美学的一个体会是，每一种有生命力的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其生命力来自对本土问题的反思，是这种反思所体现的深刻思想。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提出了“无用之用”说，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这些学说都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学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以实践美学之名提出了“主体性”问题，也是一种批判理论。这两次美学热潮都有着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成为了当时中国美学发展的根本动能，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文论发展的根本动能。 （阅读原文）
作为动词的文学——关于阐释学面对文学的一种思考
与文学相遇时，美学是关于文学的审美性的学问，文艺学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性的学问，它们更多的与作为名词的文学照面。而阐释学则是一门关于解释意义的方法学问，它应该更多地与作为动词的文学相遇，为解释文学的特殊意义提供策略和方法，所谓本体论阐释学、元阐释学等等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其最终结果使阐释学变成了哲学、美学或文艺学，阐释学消解了。将文学理解为动词，让阐释学为作为动词的文学提供发现、赋予、解释特殊意义的策略之学，也许我们会对文学有新的洞见，对现实世界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使我们生活能够更安宁与静祥。 （阅读原文）
当文学遭遇理论
对于文学艺术现象能不能进行理论的言说一直是个问题。从苏珊·桑塔格到哈罗德·布鲁姆，再到晚近“回到文学本身”“审美回归”以及“理论死了”等种种提法，似乎都蕴含着一种否定理论言说合理性的意味。概而言之，有不少人认为，文学艺术是鲜活的、富于生命力的有机整体，理论的言说只能破坏其整体性和审美特性。这种对于理论的质疑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则是似是而非，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阅读原文）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
20世纪以来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形成，带动了诸多新的理论问题，为当今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重建提供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而这些理论问题，往往在价值取向对立二分的歧异和博弈中显示出新动向、新苗头：⑴ 学科性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⑵ 文本形态：文本性/互文性；⑶ 阅读状况：细读/粗读；⑷ 意义生成：结构/建构；⑸ 解读方法：诗学模式/阐释学模式；⑹ 解构策略：差异/延异；⑺ 功能取向：回到文学经典/服务当下现实。对于这种对立二分的选项，我们既不主张各执一端的绝对主义，也不认同无原则的中庸主义，而是采取“执两用中，适度偏重”的思想方法。具体地说，我们在兼执两端的同时更趋向于、倾重于后者。 （阅读原文）
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底色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虽然经纬交织，五彩纷呈，但其醒目的底色只能是现实主义。这可以从长度和强度两个方面探讨。长度意指历史。从史的角度看，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繁盛过一段时间，其风头有时还盖过了现实主义，但最终都遭遇了退潮，未能贯穿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始终。只有现实主义，虽然起起落落，但始终没有退潮，贯穿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个历程。强度指某种创作方法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影响和被采用的程度。与其他创作方法相比，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与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但总体上还是逊于现实主义。 （阅读原文）
（以上内容来自“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与文论话语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19届年会，感谢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对本专题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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