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对于文学艺术现象能不能进行理论的言说一直是个问题。从苏珊·桑塔格到哈罗德·布鲁姆，再到晚近“回到文学本身”“审美回归”以及“理论死了”等种种提法，似乎都蕴含着一种否定理论言说合理性的意味。概而言之，有不少人认为，文学艺术是鲜活的、富于生命力的有机整体，理论的言说只能破坏其整体性和审美特性。这种对于理论的质疑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则是似是而非，完全站不住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其一、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是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的，就是指逻辑思维的运思过程及其结果。具体说所谓“理论”，就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归纳、综合等手段将具体现象抽象、概括为某种普遍性的规律、本质或原理。由于这些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并不能代替活生生的具体现象，因此对于理论而言，世上的一切现象都是既可以言说，又是都说不清楚的。以此类推，文学理论就是以概念和逻辑为主要手段，以抽象概括、演绎推理为基本方法对文学现象所隐含的各种普遍性进行揭示和论证。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点和趣味渗透其中。在理论面前世上不存在不可以言说之物，因为认为其不可言说即已经是关于它的言说了，同理，在文学理论面前也并不存在不能言说的文学现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近旨远”之类的说法也是一种言说。所谓“不可言说”或“无法用语言表达”等说法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用现成的概念难以概括的现象而已。其实理论言说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日常言说正在于它是一种关于用一般概念难以概括的现象的言说。在这时，理论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命名。

　　其二、命名是人们掌握已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理论掌握未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现象，即使它大到无外、小到无内，为之命名就等于掌握了它。当然，掌握并不等于科学认知，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具有精神意义。命名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言说，除了精神意义之外，其价值主要是发现和面对——把为之之物纳入视野之中，作为对象来面对。正是由于有了命名，在理论面前世界就不存在不可以言说的现象，包括文学在内。理论借助于命名和关于所命之名的论证来建构起一个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的世界。理论依靠命名来不断扩大它所掌握的世界范围，许多伟大的理论都是从伟大的命名开始的，因为伟大的命名就意味着伟大的发现。“道”“天命”“逻各斯”“物自体”“神”“上帝”都是命名；滋味、风骨、神韵、格调、境界以及美、崇高、灵韵、情感结构、性情倾向、情动等等也是命名。原本不可言说之物经过理论的命名之后就变得可以言说了。如此看来，命名以及对命名的永无休止的阐释正是理论的主要任务。

　　其三、因此文学理论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理论对文学现象的命名以及关于这些命名的不同解读。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这种命名是可以被理解、被传达，从而构成关于文学的知识。理论在不断变化、命名也自然会变化，所以并存在恒定不变的文学理论或关于文学的知识。文学理论使文学现象可以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的言说可以代替具体性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无论如何严密精微，它永远无法涵盖文学现象自身的复杂性，因此对于理论来说，文学既是可以言说的也是永远无法彻底说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关于文学的言说或阐释才是永无止境的。意义永远在建构过程中。

　　其四、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或者掌握世界的方式，理论根本不存在过时、衰落或死亡等问题。但理论会变化。就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如果以人的存在为基点，迄今为止，理论呈现一种抛物线式的变化轨迹：从近取诸身到远取诸物，再到悬浮于空中；从人的整体存在离开，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的概念和逻辑的世界，再由高悬于空中而向人的整体存在回归。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理性的“异化”和“回归”。从哲学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理性的“异化”也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化，理性的“回归”也可以理解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理论的形而上学化是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偏颇，这也正是自康德以降三百年来有识之士反思理论、质疑理论的主要原因。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理论本身并没有问题，相反，理论是人类所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高级形式，只是由于有了理论，人们才能够进行高水平和深层次的思考。但是形而上学化的理论却是理论的痼疾，一旦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活力就失去了，反而变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桎梏。如果从理论的外部条件，即历史语境来看，则理论确实存在着被重视和被冷落的不同境遇。一般来说，过于务实的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人人关注物质利益，甚至人人都想做官，则理论是必然受到轻视的，因为它无助于升官发财。只有在知识阶层人人怀有远大理想，有高层次精神追求的时代，理论才会受到重视。

　　其五、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不过是理论向人本身回归途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或插曲。因此文化理论的衰落绝不意味着理论本身行将就木。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虽然风光不再，但其影响业已深入人心，是挥之不去的。各种文化理论把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到极致，如摧枯拉朽般地扫荡了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神话，那些看上去巍巍然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瞬间轰然坍塌了。被伊格尔顿一概称之为“政治批评”、被哈罗德·布鲁姆斥为“憎恨学派”以及被张江教授命名为“强制阐释”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各种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并非毫无益处，它们至少提醒人们对那些看上去神圣不可侵犯自明性概念，例如“趣味”“审美”“文学性”，保持足够的怀疑。文化理论告诉人们反思、批判、质疑乃是理论的基本品格，这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