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0世纪以来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形成，带动了诸多新的理论问题，为当今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重建提供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而这些理论问题，往往在价值取向对立二分的歧异和博弈中显示出新动向、新苗头：⑴ 学科性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⑵ 文本形态：文本性/互文性；⑶ 阅读状况：细读/粗读；⑷ 意义生成：结构/建构；⑸ 解读方法：诗学模式/阐释学模式；⑹ 解构策略：差异/延异；⑺ 功能取向：回到文学经典/服务当下现实。

　　具体地说，有这样一些对立二分的价值取向：生产性文学批评就学科性质而言，是属于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就文本形态而言，是属于文本性还是互文性；就阅读状况而言，是属于细读还是粗读；从意义生成而言，是属于结构还是建构；从解读方法而言，是属于诗学模式还是阐释学模式；就解构策略而言，是重视差异还是延异；就功能取向而言，是回到文学经典还是服务当下现实？

　　总的说来，对于这种对立二分的选项，我们既不主张各执一端的绝对主义，也不认同无原则的中庸主义，而是采取“执两用中，适度偏重”的思想方法。具体地说，我们在兼执两端的同时更趋向于、倾重于后者。

　　这里主要谈一个问题，文本性/互文性：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互文性”理论从巴赫金最初奠基，嗣后在克里斯蒂娃的力倡下得到确立和深化，进而在罗兰·巴特手中达到经典化，最后在修辞学派那里走向泛化，终于铸成了一款独树一帜、影响远播的法国理论。它从马克思“生产模式”的历史观中找到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支点，其“互文性”理论的探索和开拓据此在更长更大的时空中辐射开来。巴赫金的“互文性”思想发端于“文本性”而又超越了“文本性”，已显示了“生产性”的端倪；克里斯蒂娃最初对“互文性”概念进行厘定时，就提出了“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的大胆设想；巴特1973年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这一词条时，将“生产力”列为条目并进行了经典性的详论；修辞学派作为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的传人，对“互文性”的生产性都予以重视而无一例外，而他们对于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所作出的确认已经表现出较强的自觉性。

　　这里着重论述一下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

　　克氏认识到，以往人们所理解的“互文性”仅仅是指某一文本与其前或其后的文本之间一对一的互涉关系，而且只是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其实“互文性”应是一对多的关系，而且这个“多”并不仅限于文学文本，更应涉及不同领域、学科、系统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氏那里，人的无意识领域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本，而意识与潜意识互涉的双重性，则构成了又一种互文性。而这一思想，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这样，在克氏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中，起码包含了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二是文本与各种艺术类型、文化现象之间的互文关系；三是文本与社会、政治、宗教、法律等状况之间的互文关系；四是文本与无意识之间的互文关系。

　　这里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将其他方方面面均视同与文学一样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将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都纳入了“文本”的历史。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便使得“互文性”概念向各个领域、学科和类型全面敞开，因此对于克氏来说，互文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不过事情还得深追一步，“互文性”无论作为一种批评观念还是一种批评方法，其要义在于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在克氏那里，“生产性”问题始终是与“互文性”概念纠结缠绕、相辅而行的，在她最初对“互文性”概念进行厘定时，就提出了“文本是一种生产力”的大胆设想，同年还以此为题写有长篇专题论文。后来在其国家博士论文中还专门讨论过文学批评的“生产性”问题，相关论述也与“互文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一命题，克氏借用“意识形态素”概念来说明之，在她看来，“意识形态素”是在每个文本结构中均可读到的具体化的互文功能，它随着互文性解读的展开而赋予文本以社会、历史的坐标：“在互文性中研究文本，并且在社会和历史（文本）中来思考文本。……依此类推，进而把这个整体纳入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中来解读”，从而在特定文本与更为广袤的社会历史文本的“交会和中和”中生产出更多的意义。这里克氏有一个突破，那就是将社会历史作为广义的“文本”来看待，将其纳入“互文性”范畴之中了。

　　克氏的以上进展也得力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克氏指出，当人们将“意识/无意识”的二分主体理论引入语言学，用以说明语言的意指过程时，便可以发现文本的意义生成经历了两种生成方式的转换，一是“符号生成”，一是“象征生成”。这两者在语言的意指作用中缺一不可，它们形成了语言内部的对话。其中“符号生成”包括可辨的印记、迹象、征兆、见证、刻写符号、烙印、图像等，这正符合弗洛伊德所说“原始过程”的特征，它已在生成过程之中，但还没有到达语言与意识层面的意义，这是“一个既在运动中又被制约着的未经语言表达的暂时性构成”。与之相对应的是“象征生成”，它“包括判断与命题，属于意义领域”。而从“符号生成”向“象征生成”转换的结果就是文本的意义生成，亦即互文性的生产过程。

　　对于以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遇合而获得的新的思想成果，克氏作出以下总结：“我把‘符号生成’引入文本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无意识空间，……巴赫金的文本空间含有说话者（作者）空间、受话者（读者）空间、外部文本空间（包括此前和此后的文本）。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则指出主体内部还有一个空间，即无意识空间。”如果说巴赫金关于文本理论的生产性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的话，那么克氏关于互文性理论的生产性已经进入无意识的层面了。

　　这里克氏对她在互文性的生产性问题上的创新和突破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作了充分的彰明，它既是对巴赫金文本理论的肯定，又是对巴赫金文本理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