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知识生态加速重构的当下，“知识去殖民化”与多元知识体系的建设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反思。匈牙利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社会传播学教授马顿·德米特（Marton Demet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全球知识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少数西方国家掌握着评价标准与传播渠道的主导权。面对这种不平等格局，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试图突破单一话语体系的束缚，为全球学术注入更多元的声音与视角。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虽被视为打破知识壁垒的新希望，却也面临着加剧既有不平等的风险。在此次采访中，德米特深入探讨了当前全球知识生态的深层张力，剖析了中国模式的独特路径，并呼吁在自主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在多语种与多中心的对话中，迈向一个更加包容、互联与公平的全球学术未来。

　　谁在定义知识：中心与边缘的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与政策讨论中的高频概念，但其含义仍有较大的解释空间，您如何定义“知识体系”？在全球视野中，又应如何理解其结构与功能？ 

　　德米特：知识体系如同一个思想生态系统。它不仅是事实与数据的集合，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决定了谁有权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如何生成、在哪里传播，以及哪些声音被放大或压制。这一体系涵盖了大学、资助机构、出版商、数字平台、语言等级体系、评估标准，以及关于何为“严肃研究”的社会规范。

　　在全球范围内，这一体系并非中立。几个世纪以来，少数西方国家在界定何为“有效”或“国际性”知识方面，掌握了不成比例的话语权。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往往需要通过西方主导的渠道，如知名期刊、英文同行评议或引用网络，方能获得全球学术界的认可。这种结构造就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体系：富裕且具有影响力的“核心”掌握着规则制定权，而世界大多数地区则处于“边缘”，更多的是被动遵循或调整以适应这些规则，而非主动参与其塑造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突破性知识创新放缓的时代，您是否同意这一判断？您认为哪些因素正在影响当前全球知识创新的动力？ 

　　德米特：这取决于我们将目光投向哪里。如果只关注传统的西方“中心”，确实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停滞：那里的研究往往趋于重复和渐进，更注重细节修补而非重大突破。但从全球视角来看，知识生产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科研力量的成果不断增加。

　　所以，问题不在于人类停止了思想创新，而在于现有体系更倾向于奖励重复与从众，并不激励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创造力。学术评价体系不仅强调短时间内大量的学术生产，而且要求将成果发表于某些具有高声望的英文期刊。这种机制促使研究者趋向选择稳妥、安全的课题，而非承担高风险、可能引发深层次变革的项目。

　　知识创新的地理分布也受到不平等的深度制约。处于学术“边缘”地区的研究者，往往缺乏获取知名数据库、进入全球学术网络或获得国际认可所需的象征性资本的机会。与此同时，少数精英机构和出版商对学术资源的把控和“守门”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既有权力格局，使本已居于“中心”的群体更加牢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条平行“高速公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关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日益增多，您如何看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它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德米特：中国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意在突破西方学术话语的主导地位。尽管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科研大国，但其国际认可度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学术期刊以及西方理论框架的认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旨在制定契合中国国情的学术质量标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和评价机制，从而能够直接向全球学术界贡献原创思想，而无需经过西方主流话语的过滤。如果能够成功，这一举措将推动全球科学更加多元化，减少对单一文化和语言中心的依赖，促进知识生产的公平与开放。

　　然而，如何在建立独特的标准和体系的同时，保持与全球数据共享、国际合作以及学术网络的兼容与互动，亦是急需解决的难题。这需要在自主与开放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我们可以将全球知识想象成一场持续的对话。目前，这场对话由少数西方强势话语主导，其他国家往往需要用别人的语言、遵循别人的规则，才能获得发言权。中国试图建设自己的对话空间，这是争取平等的重要一步。

　　此外，构建多个区域性自主知识体系，如中国、拉丁美洲、非洲等，既能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发声，又能通过开放数据、合作平台和互译机制实现持续、平等的国际交流。真正的自主不是自我隔离，而是能够在不依附他人的前提下，自信地参与全球知识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目前正在研究中国的知识生产及其在全球学术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能否分享一些您近期的发现或思考？在中国不断演变的学术生态中，哪些趋势或特征尤为突出？ 

　　德米特：我对中国在全球学术体系中地位的研究，揭示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趋势。自2019年以来，中国学术论文总量已超过美国和欧盟；自2021年起，中国的高被引论文量也跃居首位。这不仅表明中国学术产出数量的增加，更显示出其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在政策层面也发生了显著转向，鼓励学者更多地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例如，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等，提升中文出版物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过，不同学科的表现有所差异：在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中国的研究与全球科学体系高度融合；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更具本土化特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不仅持续向全球学术体系贡献力量，同时也在主动建设属于自己的学术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库、国家级引文索引系统以及替代性评价机制。与其说中国是在现有的西方“主干道”上行驶，不如说它正在修建一条平行的知识“高速公路”。

　　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知识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英语在全球学术传播中扮演着“语言壁垒”的角色。为了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知识交流，您认为当下学术界应如何打破这种语言上的单一霸权？是否有现实可行的路径实现多语言并存的知识生态？ 

　　德米特：在当前的全球学术生态中，英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通往世界思想“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没有经过多年英语训练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往往难以被广泛认可。如果英语的主导地位有所松动，我们或许将迎来重塑知识传播体系的契机。

　　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多语种学术期刊的兴起，以及将文章摘要常规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做法的普及。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者更加顺畅地交流，促进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跨语言传播。同时，构建不再以英语文献为单一标准的全球学术数据库，将推动知识的呈现更加多样化。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的可能，使跨语境的知识流通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意。

　　此外，学术评价体系也应该变得更加多元化。同行评议不再单纯以作者是否贴合英美学术论证风格来衡量贡献值，而是更加关注其原创性、问题意识以及与本土语境的契合度。在这样一个更加开放、多语种、多中心的学术世界中，知识将能够沿多条路径自由流动，不再仅仅是从英语世界向外单向辐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促进跨语言知识交流方面具有重要潜力。与此同时，数字出版平台、开放获取资源库和人工智能工具被广泛认为是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的关键力量。您认为这些技术是否有助于打破目前由西方主导的学术体系？ 

　　德米特：理论上，这些技术可以使“边缘”地区的知识更自由地流动，减少对少数西方精英出版商和期刊的依赖。然而，我的研究发现，开放获取并不一定带来公平。许多高影响力期刊收取高额的文章处理费，且这些费用通常随着期刊声望的提升而增加。这形成了“付费发表”的门槛，经济条件较差的机构或国家的研究人员难以承担。结果导致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即在“开放”体系中，发表能力及其带来的学术话语权仍然集中于资金充足的西方机构。科学的“民主化”因此面临风险，可能沦为一个由市场驱动的体系。

　　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同样存在类似的局限。当前，多数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西方，这导致它们在优先推荐、翻译和处理信息时，无意识地复制了既有的权力结构。除非这些技术基础设施被有意设计为涵盖多样的知识传统，否则它们只能以数字形式强化既有的不平等。

　　因此，尽管开放获取、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全球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潜力，但如果不纠正其背后的经济和结构性偏见，这些技术反而可能加剧甚至放大现有的不平等。真正实现学术民主化，需要重新审视出版模式，在“全球南方”国家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推动多语种应用，并确保人工智能工具的训练数据涵盖真正多样的知识来源。否则，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知识生态的梦想将难以实现。

　　目前，我正在研究如何超越简单的出版量或引用排名，深入探究影响科学的底层结构，即那些塑造研究生产、验证和传播的网络、评价实践以及新兴技术。目标是理解不同国家的路径，其中包括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如何与全球动态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科学的全球演进。我想通过促进不同科学传统和区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呈现科学的多种可能未来——一个非单一、非集中化，更加多元、互联且具有韧性的知识生产网络——推动形成一个多种知识体系共存、合作与互补的全球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