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于巴黎，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前身是1922年8月1日创刊的《少年》。《赤光》为16开版油印半月刊，截至1930年3月共出版55期。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赤光》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目前仅存19期，包括1924—1925年16期（其中第20、21 期为合刊）和1929年3期（第45、48、54期），同时存在部分缺页和不完整现象。

　　倡导反帝反军阀斗争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后，为更加有效地开展宣传国民革命，《赤光》创刊号《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综观《赤光》现存19期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划分中国革命各派势力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基本对象与性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揭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际背景，即“国际情势”，指出中国政治经济破败混乱根源、解决办法和中国的唯一出路等方面。

　　区分中国革命各派势力和中国社会各阶级是宣传国民革命的重要基础工作，《赤光》第3期《国民革命必然和可能》和第9期《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分析。一是，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人可划分为三类：被压迫民众、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二是，当时中国还处于“有产阶级尚未胜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又萌芽底时候”，社会阶级也包括三部分：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封建阶级。三是，中国革命势力主要有四类人：学生、商人、工人和农民，他们若是能联合起来，中国革命力量就会强大，就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论述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是《赤光》的基本内容。如第3期的《国民革命必然和可能》明确提出打倒军阀必须先推翻帝国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是人民公敌。军阀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国际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太上政府”。向中国倾销商品、从中国获得原材料和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根本目的。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中国实业与迅速发展和国际帝国主义利益存在严重冲突，国际帝国主义最终会撕下伪善的面具、露出狰狞的鬼脸，镇压中国革命势力和中国工人、学生的革命行动。因此，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

　　阐释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共产党为何要与国民党合作、两种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如何，也是《赤光》必须面对并需要作出回应的问题。第9期的《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指出，当时中国应实行国民革命，因为立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条件还不够。第9期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答胡瑞图、吴樵甫、威重三君》指出，共产主义者认定在国民革命之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革命，如果国民革命不成功，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就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第7期的《批评曾琦君底〈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还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的问题作了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认为革命要促进社会进步，共产主义革命要从推翻一切现存制度着手。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国民革命

　　《赤光》注意结合旅法华人的生活实际，所刊文章分析论证严密、语言犀利活泼，在旅欧华人中起到重要宣传和启蒙作用。同时，它还转载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传达最新精神，以大量篇幅报道、分析国内政治局势，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性，对国民革命的宣传产生了良好效果，体现了鲜明特色。

　　一是在宣传国民革命时，《赤光》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作为基本方法，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和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革命”，有1200多次，其他高频词汇还有“阶级”“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国民”“压迫”“无产阶级”“共产党”等。如第1期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3期的《旅德的中国人快兴起了》和第9期的《答曾琦君书》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阐述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分析了“军阀”“国际帝国主义”概念的科学性。

　　二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问题。首先，指出唯有广大民众才是中国革命的可靠力量，军阀不可靠。因为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如第1期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指出：“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这体现出作者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其次，通过分析经济现状，指出一个新的中国能够被创造、资本主义制度应被推翻。如第3期的《旅德的中国人快兴起了》和第9期的《答曾琦君书》分析了欧战后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由于国内经济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与苏俄“重修旧好”并承认苏俄。此时的苏俄已能与世界帝国主义相抗衡，因为它的经济基础稳固，中国留学生应该对社会制度发展有所觉悟，应该从德国货币改换之中吸取教训。再次，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国家主义的“唯心论”。第9期的《答曾琦君书》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其输出商品、掠夺原料的需要，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资本主义已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结论。可以说，《赤光》依据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有力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负面影响，使旅欧华人明确了国民革命的内在逻辑和依靠力量。

　　三是构建了“国民革命”话语。“国民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1906年孙中山、黄兴等人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但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直至1922年之后才逐渐风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赤光》中赋予了其新内涵，既得到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及大部分旅欧华人的支持和响应，又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认同。根据各阶级进步还是反动，《赤光》分析了三对矛盾关系：封建军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革命派与反革命派。20世纪20年代，政治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为是否革命与进步，《赤光》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标准为是否代表民众利益、工人阶级立场，这就把新旧各派军阀列为反动力量代表。

　　《赤光》通过编辑、出版业务，将大批欧洲华人华侨留学生团结起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救亡图存精神，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重要力量。尽管《赤光》刊载的文章普遍篇幅短小，除了每期一篇较长论文外，多数文章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数百字评述，但是却促进了早期党报对宣传方式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把宣传重心放在党内教育上。通过党报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党团员理论学习，以提高其共产主义修养和政治思想水平。对外宣传工作则放在相对次要地位，像《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少年》多具有理论性质，首先考虑的是理论阐释、研究的方式满足党内教育和对内宣传需要，对于宣传方式的自觉运用、更广大读者特点和需求，还来不及深入思考。这种状况随着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的创刊有所改变，该刊具有明确的宣传对象，根据青年人特点安排内容、设计形式，影响很大并广受欢迎，为党报运用合适的宣传方式、内容争取更好宣传效果带来了有益启示。《赤光》在编辑出版时，明确表示要从重理论转向重实际，在整体追求上显示出对宣传方式、内容的自觉认识和高度重视。从“理论的《少年》”到“实际的《赤光》”，办刊方针的转变，源于当时的办刊决定，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明确的宣传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首任主编周恩来的理论基础及新闻专业素养，使这次党报宣传方式和内容的探索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