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严峻反复的世纪疫情、频发不断的局部冲突和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愈发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方面不断推进；在数字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和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撑条件不断提升。未来，我国要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赋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占据国际战略竞争的主动地位。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技术支撑

　　一、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2年以来，面对严峻反复的世纪疫情、频发不断的局部冲突和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愈发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2022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发展，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2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较好，增加值同比增长9.2%，与金融业合计拉动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实物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5.9%，较2021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0.2%，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1个百分点。

　　（一）数字产业化有新突破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逐年上升。202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3577.8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的比重为20.4%。2021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费用754.2亿元，同比增长5%。基础研究实力不断加强，在量子计算原型机、类脑计算芯片、碳基集成电路等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智能时代的“新三大件”人工智能、区块链与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发展迅速，关键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初步形成规模化应用效应。

　　产业活力不断提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达到97.7万件，是2016年的2.8倍，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的比重达到35.2%。其中，2021年我国数字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7.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39.6%。以人工智能为例，2021年，我国在中美欧日韩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获得授权的人工智能发明专利达到5.7万件，是2016年的5.1倍，年均增长38.5%。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17—2021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了2.6倍，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6.8%，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比重提升至70.9%。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截至2021年底，我国A股4864家上市公司中，属于数字产业化即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产业的上市公司有1058家。2021年，1058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的总营收是6.56万亿元，总体净利润达到3160亿元。2021年至2022年6月，有近150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完成首发上市，募集资金近3000亿元。

　　数字产业快速成长。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GDP比重7.3%，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内部细分行业来看，电信业务收入完成1.4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0%，增速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价格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达1.7万亿元，同比增长27.8%；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实现收入2601亿元，比上年增长9.3%，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实现收入6409亿元，比上年增长3.3%，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业务实现收入2225亿元，比上年增长27.8%。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同比提高8.0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9.5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7.7%；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55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同比提高8.7个百分点。

　　（二）产业数字化快速推进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1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占GDP比重为32.5%，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我国工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5.7%和75.1%。智能化改造成效明显，1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2%，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升22%，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28%，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9%，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24%。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经建成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在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的智能制造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代表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灯塔工厂”在全球范围内共有114家。我国是全球拥有最多“灯塔工厂”的国家，共有42家“灯塔工厂”，主要分布在3C电子、家电、汽车、钢铁和新能源等行业。

　　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近年来，我国生活数字化消费快速渗透，覆盖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等诸多领域，网上外卖、网约车、在线医疗、网络视频等数字生活服务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底，用户规模分别达5.44亿、4.53亿、2.98亿和9.75亿。我国电子商务开始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网络零售持续快速发展。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23.6%。社交电商新模式迅速发展。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2021年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累计直播场次数量超2400万场，累计观看超1200亿人次，直播商品数量超5000万个，活跃主播数量超55万人。从生活服务业的细分行业来看，传统生活服务企业也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但行业间数字化水平差距依然较大。截至2021年底，酒店业的数字化率约为44.3%，教育行业的数字化率约为35%，餐饮业的数字化率约为21.4%，而家政业的数字化率仅为4.1%，养老服务业的数字化率仅为1.3%。在网络支付领域，我国支付体系完善便利，促进消费扩容。2021年，我国完成移动支付业务1512.28亿笔，金额526.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73%和21.94%。同时，数字人民币推进提速。截至2021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过808.5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亿个，交易金额875.7亿元。

　　农业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农业机械化稳步推进。2021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畜牧水产、设施农业等机械化水平也进一步提升。截至2021年底，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60万台套，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超过10万套。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测算，2020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为22.5%，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为22.1%。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全国共部署117个数字乡村试点，建设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和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认定国家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316个。基于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推广，产品溯源、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施肥等智慧农业新模式得以落地，大幅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此外，农村电商的发展也对乡村振兴形成了有效的助力。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增速加快2.4百分点。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221亿元，同比增长2.8%。

　　（三）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我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全球排名提升至第9位。超过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过一半以上，“互联网+政务服务”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超过10亿人，汇聚1万多项高频应用标准化服务，其中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4亿人，总使用量达368.2亿人次，为地方部门提供身份认证核验服务29亿余次。超过1/4国家部委实现政府服务100%全程网办，96.68%的办税缴费事项实现“非接触式”办理，数字化电子发票试点稳步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省通办”广泛实践，“掌上办”“指尖办”成为政务服务标配，“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数字技术为常态化防控政策落实提供有力支撑，“防疫健康码”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实行“卡码合一”，各地健康码系统的承载能力也不断提升。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大数字政府建设力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不断深入，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100%，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服务1.64亿缴存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3.63亿人，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6.19亿人，已审批设置互联网医院超过1700多家。数字城乡建设纵深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市服务质量、治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明显提升。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数字化监管平台基本建成。数字科技通过多元路径赋能城市治理，数字孪生流域、水网、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智慧交通、应急、广电等建设成效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全国现有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在线公开率超过70%。乡村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累计建设运营益农信息设施46.7万个，提供各类服务9.8亿人次。

　　数字化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数字化治理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健全。2022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初步构建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1年以来，地方数字经济立法多点开花，加速推进，如《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等。

　　数字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数字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群众监督、人人参与”的互动协同化治理的广泛应用有效实现了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我国已有297个地级行政区开通了面向公众的微信、微博、移动APP等新媒体传播渠道，总体覆盖率达88.9%，政民双向互动、协同治理的手段更加多元。建立了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等跨部门协调机制。提升了税收征管、银行保险业监管、通关监管、国资监管、数字经济监测和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网络交易监管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了“智慧监管”。有序推进了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等。

　　二、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一）信息通信网络规模全球领先

　　我国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光缆线路长度从2012年的1479万公里增加到2021年的5481万公里，增长2.7倍。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2.1%提高到2021年的73%，上网人数达10.32亿人；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43亿户，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面向中小企业连续4年推进宽带和专线降费，让利超过7000亿元。相比2012年，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40倍，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9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1035万个，其中，5G基站185.4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17.9%，占比较上年末提高3.6个百分点。全国5G移动电话用户达4.55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055万户，5G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县城区。截至2022年7月，我国已许可的5G中低频段频谱资源共计770MHz，许可的中低频段频率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向IPv6演进升级，IPv6活跃用户数达6.97亿。截至2021年底，我国申请IPv6地址数量为63052（块/32），物联网IPv6连接数达1.4亿。国内网民使用频度较高的200款APP均支持IPv6访问，平均IPv6流量占比达52.89%。

　　（二）算力基础设施达到领先水平

　　从基础设施侧看，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加快部署。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部署和“东数西算”工程的推进，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保持快速发展。根据工信部数据，我国基础设施算力规模达到140EFlops，位居全球第二。数据中心规模大幅提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520万标准机架，平均上架率超过55%，在用数据中心服务器规模1900万台，存储容量达到800EB（1EB=1024PB）。电能使用效率（PUE）持续下降，行业内先进绿色数据中心PUE已降低到1.1左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智能计算中心加快布局。根据ICPA智算联盟统计，截至2022年3月，全国已投运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有近20个，在建设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超20个。超算商业化进程不断提速。我国超算进入到以应用需求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多款由服务器供应商研制、提供商业化算力服务的超级计算机在2021年中国高性能计算机（HPC）TOP100中排名前列。

　　从设备供给侧看，我国算力规模持续增长。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年我国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202EFlops，全球占比约为33%，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其中，基础算力规模为95EFlops，增速为24%，在我国算力占比为4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04EFlops，增速为85%，在我国算力占比超过50%；超算算力规模为3EFlops，增速为30%。

　　（三）数字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已达1100万。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人才需求缺口将呈现出放大趋势。尤其是以下几类关键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数字化的基础研发人才：既包括芯片研发工程师、业务架构师、软件工程师等传统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专业人才，也包括用户体验设计、大数据专家等新型数字化人才；交叉融合型人才：擅长将数字新技术应用到不同的业务场景，助力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应用技术与业务模式融合以创造新的价值；数字化的治理型人才：从人类价值观角度，规避数字经济发展中可能的风险。

　　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了全面部署。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研究报告》，我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取得显著成就。在数字素养与技能教育体系层面，编程教育等信息技术内容已纳入中小学课程教学任务。截至2021年6月，我国累计有100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10万多名中小学校长、20多万名职业院校教师接受了信息化专项培训，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大幅提高。教育部积极引导高校加快培养数字经济急需人才，新工科全面深化。首批33个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12个未来技术学院、50个现代产业学院加速建设，数字经济专业正式获批2021年度新增备案本科专业。2022年通讯和互联网领域相关专业毕业生人数159万，占毕业生总数的15%，在全部19个分行业中位列第一。多种数字技能相关专业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集成电路技术、智能光电制造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区块链技术应用等正式成为国家职业教育专业。在不同行业职业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层面，多种数字技能相关职业正式成为国家新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出现对数字职业的标注。新增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包括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商务数据分析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面向公务人员、企业员工、农民等不同职业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在数字学习资源供给层面，终身教育服务平台加速建设，国家开放大学、中国社区教育网和各地开放大学、终身学习网加速发展。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一。截至2022年2月底，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5.25万门，注册用户达3.7亿。

　　三、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是制造业的“智改数转”。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有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特征。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高通胀、高风险、低增长、低预期的特点，发展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充满不确定性，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对统筹推进稳预期、强保障、扩需求、优环境与提能效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的“智改数转”既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此外，制造业一直是中美展开大国间战略博弈的关键环节，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可能会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要素禀赋优劣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必须在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调整中把握战略主动。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市场规模，在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持续发展等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处于智能转型初期。根据《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69%的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处于一级及以下水平，其中超过95%是中小微企业。从我国制造业生产流程各环节来看，目前研发设计、线上销售等两端环节数字化程度相对更深，而处于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数字化程度则有待进一步加强。未来我国制造业“智改数转”的重心应从“局部深化”向“整体协同”转变，不断壮大“综合性+特色型+专业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兼顾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分类引导大中小微企业的“智改数转”，做好技术、方案、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工作。

　　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是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发展，努力推进科技产业融合、数字实体融合、制造服务融合，特别是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深刻把握不同地区在技术、人才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特点，注重打造集群式的区域协同创新生态网络，充分发挥产业集群要素资源集聚、产业协调高效、产业生态完备的优势，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集群跃升的发展格局。三是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充分利用好新型数字技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全面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与推进机制”（项目批准号：19ZDA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数字经济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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