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明确释放出“稳增长”诉求，提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增长目标，并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会议将2018年提出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2020年提出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要求调整为“三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体现了经济工作重心从过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成“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从全球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供应链，俄乌冲突持续发酵，全球贸易复苏缓慢，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加剧全球通胀风险。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依然低于潜在产出增速，存在显著的负向产出缺口。目前的核心任务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帮助中国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面对风雨如晦的国际环境和云霓之望的国内增长需求，仍需警惕全球通胀叠加的不确定性经济风险，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此轮全球通胀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增大。受疫情反复、大宗商品价格高、供应链瓶颈、通胀攀升、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需求端和供给端均面临下行压力，全球性的居民消费、国际贸易、企业投资、工业生产增速放缓，经济衰退风险不断上升。

　　能源和消费品价格双升。从世界主要国家看，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需求扩张是产生此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刺激经济恢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并通过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政策释放了大量流动性。随着经济快速重启，供应阻滞而需求高涨，带动物价水平快速上升。石油、天然气输出国限制产量、气候变化导致新能源生产减慢、运输不畅等也推动了能源价格上涨，并带动了消费品价格回升。

　　供应链区域分割明显。供应链的本地化（如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回流）进一步加强，实时生产下全球分包生产模式减少，全球化生产从离岸生产向近岸生产转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配置更接近国内市场。供应商多元化，许多国家生产相同的零部件，小国不得不通过参与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寻求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未来全球趋势展望

　　区域间隔阂加深，推升生产成本。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开始重新审视本国产业链布局，之前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倾向于整体产业链的效率，而目前考虑更多的则是产业链安全和防范外部冲击能力，这也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开始区域化和短链条化。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图1），全球生产网络的优势衰退，逆全球化加剧。当前逆全球化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全球范围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冲击，逆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减弱，因为各国相比之前更在意产业链的安全而非效率，各国积极促进本国国内的大循环，全球分工开始重新洗牌。在接下来的大国博弈中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会迅速下降，生产成本也会急剧上升。

　　图1 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区域性贸易联盟取代全球贸易联盟。多边主义遭受诸多挫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途径转向区域层面。目前，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至少签署了一项区域贸易协定，发达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就地理范围而言，跨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而合作的形式和类型日益多样化。在合作形式上，成员国更喜欢双边合作而不是多边合作，目前59%的区域贸易协定属于双边合作。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对外重要政策工具，不仅是为了通过歧视性的待遇增加成员之间的贸易量，还有政治诉求及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考量。

　　全球能源转型升级任务维艰，加剧管理通胀难度。新旧能源在替代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供需不匹配，由于前期对传统能源的投资不足，使得传统能源产能无法有效提高，而绿色能源的供应波动更加剧了这种供需矛盾。在经历了去年的能源危机后，欧洲在能源转型方面更加积极，但仍然危机重重。从今年6月初开始天然气的价格急剧上升，进入冬季后随着对天然气需求量的增加，天然气价格再创新高。同时，全球气温升高引起的极端天气对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增加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风险，成为全球通胀的主要原因。

　　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应对之策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持续增加。当前全球通胀加剧存在演变为滞涨的风险，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需显著回落。此外，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与不确定性增加也导致中国面临短期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2022年中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位于荣枯线以下（图2），该指标的恶化值得关注。2022年上半年，受人民币贬值、中美利差倒挂等因素驱动，债市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但整体规模可控，且被巨额贸易顺差对冲，未改变我国国际收支较大规模顺差局面，但需要警惕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外流风险。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虽然强势基础不会快速消退，但其可能成为调节中美货币政策“松紧差”的平衡器，在贬值方向释放出更大弹性。

　　图2 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2021—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内经济复苏尚不牢固。从消费来看，6月份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依然显著低于疫情前8%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近期全面放开后疫情在国内再次呈现多点散发之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均处于低位，这决定了当前消费走势可能依然疲弱。从投资来看，2022年3月起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逐月下行的趋势仍未改观，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尤其令人担忧。2022年7月，中国PPI由6月的50.2下降至49.0，再次跌破荣枯线，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容乐观。从出口来看，今年前10个月进出口总值达到34.6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但10月份开始中国进出口增速均出现回落，受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导致的需求减弱影响，国际强劲购买力正在消失，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放缓。

　　经济潜在风险仍在发酵。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16—24岁年轻人调查失业率连续迭创新高，6月高达19.3%，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房地产行业系统性风险尚未得到解除，尽管各地陆续出台若干政策支撑房市，但目前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购房者对房地产市场的悲观预期并未扭转，投资和销售额均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低估，尤其对于部分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而言，在巨额政府债务需要偿付的背景下，保工资与保运转的压力已经很大，保增长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平台遭遇融资困境，难以继续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推进。

　　明年政策的核心任务是继续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潜在增速的水平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为了更好地刺激消费复苏，提高政策效能，可以考虑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如发行一笔特别国债，用于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补贴或者发放消费券，以及用于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财政贴息，更好地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精准有力”。为了降低专项债发行成本以及企业融资成本，在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中期借贷便利（MLF）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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