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美学研究的领域里，命题研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话题。这并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过命题研究，关于命题的个案、命题与范畴在中国美学发展中的功能、古代文论命题等，都是有成果问世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从具体的学科角度扎实推进，命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中国美学研究需要一个突破性的提升，突破口在何处？我们认为，命题研究是目前具有现实意义的突破口。

　　与命题关联最为密切的是范畴。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学领域，范畴研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学者在范畴研究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文论还是美学，范畴研究都是相当深入且进入体系化的层面了。如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就是以“志”“情”“象”“境”“神”这样五个重要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建构的支点的。难以计数的关于范畴研究的论文，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蔡锺翔先生主持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计20种范畴研究的专著（如蔡锺翔：《美在自然》、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张晶：《神思：艺术的精灵》等）已数次再版，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纵览上溯三十年左右的中国美学研究，可知范畴研究已是“蔚为大邦”，成绩斐然！

　　谈命题问题为什么要谈范畴？因为命题与范畴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很多范畴研究的成果是与命题重合在一起。成复旺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有为数众多的美学命题，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大象无形”“知人论世”“境生于象外”“不是此诗，恰是此诗”“目击道存”“澄怀味象”“收视反听”“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迁想妙得”“不平则鸣”“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等等。所举这些，都是典型的命题而非范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一是如前所述，命题中包含着范畴或由范畴扩展而来，二是当时的美学研究以范畴为主要范式而将很多命题也视为范畴了。命题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当下这个时候，将命题研究作为中国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一是水到渠成的提升，二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的需要，三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范畴是命题的基础，是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命题则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思想表述。所谓“命题”，通常指具有判断性的短语或短句。范畴则往往是一个单词或复合词，如：感兴、意象、味、中和、法度、本色、逸等等；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命题不同于一个单词或并列性的复合词，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短语，在这个短语内部，已经有了相对复杂的语法关系。很多命题是可以代表某位思想家、文艺家的美学观念的核心内容的，如蔡邕的“书肇自然”，嵇康的“声无哀乐”，宗炳的“澄怀味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韩愈的“不平则鸣”，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梅尧臣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等，我们通过这些命题，可以明晰地了解命题提出者的核心美学思想观念。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表达方式，命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它的客观真理性，也即是它的有效性。如果所言不实，没有客观内涵，那么，这种命题可以视为“伪命题”，因为它是虚妄的。与客观性相联系而又不可缺少的是命题的意向性，或者称之为价值取向性，也就是主体通过命题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认为美的意思在于内容充实，对美的概念，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玄学家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主张超越语言的束缚而获得本体意义。杜甫的“咫尺应须论万里”，认为绘画应在尺幅之间表现出阔大的境界。这些命题都提出了明确的美学观点。与范畴相比，命题的特点从内涵上说，尤在于它的意向性或价值取向性。中国古代美学命题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它的自明性。简洁明快，意义显豁，这是中国美学命题的突出特征。西方的美学命题，因其以思想家的哲学体系为背景，对它的理解，往往要通过思辨和逻辑推论方能理解其基本内涵；而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则是以其自明性为特征。在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已将主体的意向呈现于人了。如“知人论世”“以形写神”“神用象通”“意在笔先”“陈言务去”等等，使人马上可以直接理解其意向所在。

　　面对关于命题的研究，我们所提出的主要是在美学范围内的研究。命题有深刻的逻辑学基础，命题研究可以从逻辑学的维度进行，而在美学领域又有着学科自身的特点，应主要从美学理论的路向上进行研究和提升。

　　我们以为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系统化研究，目前可以有这样几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关于命题的本体研究。何为“本体”？就是“是什么”的问题。命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样态？命题的基本构成及其构成范式，命题与范畴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属于本体研究。从语言表述特点来看，古代美学命题大致可以分为“直述式”和“象喻式”。前者就是直接的判断句，如“诗言志”“以形写神”“文从字顺”之类；后者则是以形象的比拟，来表达美学观点，如“水停以鉴，火静而朗”“舍筏登岸”“鸢飞鱼跃”“成竹在胸”之类。

　　二是美学命题的功能研究，也就是“做什么”的问题。在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美学命题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想到的是，运思功能、对话功能和实践功能这三个方面。所谓“运思功能”，是以命题作为学术运思的核心要素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审美观点。如苏轼在评王维画时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命题，从而表述其文人画应该有诗性内涵在其中的观念；所谓“对话功能”，指论者以命题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与直接或间接的对象进行对话，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与逻辑更为鲜明突出，也更能在美学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王弼，提出了“圣人有情”的命题，这是针对另一位著名玄学家何晏提出的“圣人无喜怒哀乐”的命题而进行的对话与讨论，从而广泛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重情”倾向。所谓“实践功能”，是指理论家以命题在进行文艺批评或美学著述中的实践效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重要命题，概括了他对文学本质的基本认识。在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命题的实践功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

　　三是美学命题的经典化过程研究。中国古代的美学命题，在其发生阶段，未必是有意为之的，很多时候是古代作家或艺术家在对话、作品批评乃至书信、序跋等形式中存在的，但随着后来人们的不断使用，形成了大家公认的命题，如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就是他在回答其友人毕宏的问题时谈到的，后来成为颇具美学理论含量的重要命题。这当然，也有很多命题出自于理论家的有意提倡。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赞语中所说的“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色》篇赞语中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等等，都是理论家的思想凝结。无论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都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值得我们深入考察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