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杰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为开辟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五四”文学的主倡者几乎一边倒地否定“文以载道”，以为受其影响的文学创作必然不畅。因而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文论界持续百年地批判“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在文学史研究中那些受到批判的载道派作家又转身获得很高的地位。“文以载道”被误解为是一个功利主义观点。殊不知，它能成为中国文论的超级概念，若没有代表中国文学精神，哪来如此殊荣？必须纠正流行的误读，方可进入“文以载道”的概念奥府。

　　其一，“文以载道”提出的不是“两项式”问题，而是“三项式”问题。持“两项式”的看法，总以为这个命题只处理“文”与“道”的关系，在创作之前，文是文，道是道，待到创作时，拿起“这个文”去载“那个道”。如果这“道”又是某个抽象观念，创作中出现概念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批判者反复批判的原因。实际上，“文以载道”包括三个问题，多出的这个“载”就是指创作主体。即使将“载”理解成“记载”，那也是有人在记载，这个记载的人既有自己的观点、情感、趣味，他在记载中必然体现自己的倾向性。这时候，再用“这个文”去记载“那个道”，也就带有主体情感。如此则“载”实为连接“道”与“文”的中介，它将“道”转换成“载”，再将“载”转换成“文”。“文”不是表现从外部搬来的陌生的“道”，而是自然地呈现经过主体体验过的亲切的“道”，这时候的“道”与其说是客体对象，不如说是主体体验。于是“载道”成了“言志抒情”，“言志抒情”就是“载道”。执着于两项式，忽略了三项式的事实，怎么能够正确认识“文以载道”？在讨论“文以载道”时，一同讨论“志于道”“不平则鸣”“诗穷后工”等命题，才能充分揭示这个命题的完整内涵，恢复其内蕴的创造活力。

　　其二，“道”的内涵不是对应特定时期的统治思想或利益，也不是仅指儒家之道或特定的道德观念，而是包括更广泛的宇宙问题、历史问题、所有现象物问题。“道”的内涵有三层。第一，它指万物的本原，这是从本体论探寻宇宙万物的起源及意义。就此而言，它与具体地服务于皇权统治没有直接关联。第二，它指不同思想流派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指的是孔孟的仁义之道；在道家，指的是老庄的自然之道；在佛教，指的是出世的涅槃之道。就此而言，它与统治者某一时期采用何种统治术相关，但这些统治术不能体现这些思想传统的整体义涵。如汉初行黄老之术，但非就是完全采用老庄的自然之道。在多数情况下，统治者宣称实施“仁政”，但不是完全采用孔孟的仁政思想，后者的理念超越性使其与具体政治条文不等同。第三，指万物之道，是说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都有自身的活动规律，这与具体统治的关系也甚远。在主张文道相关时，柳宗元强调“辅时及物”，苏轼强调描写“人情物态”，这时的明道变成了明万物之特性，明人情之冷暖，创作变成了表现具体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故强调“文以载道”，大可以通向天地自然，久可以通向历代治乱变迁，微可以通向一物一人之形态特征。载道不必然地为某个皇权统治服务，它与天地宇宙、治乱变迁、人情物态相感应而呈现。

　　其三，其中的“文”与道是关联的，却又具有自身活动规律而独立发展。大作家与大文论家既是文道关系的肯定者，也是重文的肯定者。刘勰有“情文”“丽文”概念。“情文”表明为情创作，无情就无法创作；“丽文”表明文的美丽可爱、光彩四射，非丽就不能成文。韩愈、刘大櫆有“能文”概念，苏氏父子有“文而沛然”概念。以桐城派来看，方苞有“义法”的说法，其中“义”指创作中要表现一定的道理、思想，其中“法”指创作要具备一定的法度、技巧。姚鼐主张“有道有艺”，他强调即使思想上牴牾了圣人，如果文辞粲然可观，也可编选学习。曾国藩认为创作应扫除一切旧习，在干干净净的基础上创立新的，这是对能文的极度推崇。但也要清楚，文道论追求的不是小文，而是“天地之至文”。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观察、取范、向往天文地文之无限的恢宏幽深，成为创造人文而取得价值的当然。“文”既然构成“天文”“地文”“人文”三者的共约性，“天、地、人”三者间相通相生，人文创造只有含纳天文、地文之规律与神采，才能达到极致。“文以载道”创造“天地之至文”的大文学景观。

　　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人误读“文以载道”？在于现代人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古代，故易于漠视古代智慧与语境。“文以载道”要表现天地自然之大、历史过往之久、人情物态之微等，现代创作则侧重要求反映现实人事的当下境遇等，古今创作虽有交叉处，但已经异趣。用现代眼光去看古代实绩，古代的难免成为过时的遗存而遭到轻视。近年有学者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纠正这种现象，主张继承与转化古代文论。但此一命题以现代为唯一标准，以古代为挑选对象，恐怕只能取与现代知识观相一致的东西，不能取与现代知识观不一致的东西，看似取来了一堆古代的东西，结果只是现代样式的替代品。这样的“现代转换”不能在差异中丰富现代，只能在数量中充实现代。应该交换视点评价今古，今能在此一问题上胜于古，古能在彼一问题上胜于今。提出“古今文论的双向转换”，庶几可以解决这个单一转换造成的偏至。如此看“文以载道”就会发现，当今人完全在认识论框架下认识文学时，古人是在本体论框架下认识文学，认识论确立主客的对立并加强理性的分析，本体论确立主客的间性并寻求交流的体认。认识论不满意本体论对于本源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没有认识的理性清晰度。但认识论的一味区分主客，导致主体脱离客体，认识脱离本体，文学变成单方向的对于客体的反映，而非主客间性的交互生成，这是难以揭示文学与天地自然的那种难解难分的间性状态。明乎此，可以由古代的文学本体论向现代的文学认识论转换，这个转换赋予文学以现实性、分析性与当下性；也可以由今天的文学认识论向古代的文学本体论转换，这个转换赋予文学以宇宙性、体验性与历史性。如此，则不会以今代古，也不会以古代今，而是在古今的交流、转换与互生中完成新的文论创造。“文以载道”再阐释的价值在于：弥补现代文论的本体论不足，把文学与天地自然相关联、作家是这个关联的主体中介、应创造“天地之至文”这样一种文学情状，展示在现代人面前，让他们去比较、去吸收，不能继续躲在现代“纯文学”的小文学观下，创造不出气象万千的大文学景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以载道'观的发生、嬗变与当代价值研究”（18AZW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