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 河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角度透析社会公共空间问题，深刻考察“五四”以降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得与失，初步建立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叙事的基本框架，为世人提供了文艺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中国方案，形成西方文艺美学之外的东方审美现代性话语。

　　一、文艺话语中国学派的模式建构

　　辛亥革命后中国文艺的发展，在“揖美追欧”“以俄为师”的现代进程中迷失方向，脱离中国文艺传统与社会实际，与民众之间渐行渐远。为了实现中国文艺话语自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探索文艺话语中国学派、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重任。1942年问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塑造了一个既不同于中国古典诗学也不同于西方诗学的论域型文艺话语模式。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新时代社会语境重塑了“延安讲话”的话语结构，对中国文艺发展提出了新的诗学理念，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解释文艺时的审美认知。

　　论域型模式的文艺理论属于典型的“文化诗学”：它们只对文艺创作与批评问题在美学层面作宏观架构，其所关注的焦点是文艺场中的若干问题域以及整个文艺领域中重要现象或重大问题的性质、方向、功能、价值，描述分析文艺发展的整体过程与一般现象，并围绕一般对象或整体性问题提出若干论纲式美学判断。论域型文论承继中国古典诗学“载道”的话语言路，以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问题重点，着重考察文艺在社会关系及政治秩序中的功能和价值，其所谈论对象及目标并不以知识积累或认识更新为旨趣，而是对文艺创作主体传达以家国、民族等集体伦理为根基的社会道义诉求，对所谈对象进行点到为止式的描述式批评，却不对之展开逻辑层面的知识分析。在话语风格上，论域型文论表现为学术论题与学术品格上的“复调”和语体风格上的“杂语”。论题上的“复调”表现是其论题涵盖中国文学、艺术学、戏剧与影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学术品格的“复调”表现是同时具有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种品格，其语体风格上的杂语性表现为在其理论叙事的过程中，不同类型和品种的话语诸如日常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等杂然共在、同处一体。

　　论域型文化诗学的理论效用并不在于其在具体文本分析方面所能提供的解释的有效性，而在于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性理解和把握，其模式特点是：只提供意识形态视域下的方向指南和美学方法论，为文艺批评和研究从路线、纲领、方案、目标等方面作方向性的规划和描述，而把具体的理论认识和艺术分析工作交付给专业知识分子。论域型理论依据于文艺史的经验和事实，其论域结构及未来的目的规定依赖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现实秩序的需要，随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关论域。

　　论域型理论内蕴格式塔心理学中“知觉完形”原理与接受美学中的“空白”填补原理，其理论框架是一个意义开放、认识可供无限填充的解释空间，在功能层面呈现为一个召唤结构，期待专业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合作，呼唤他们提出具体类型的文艺理论或学说以填补自身场域留下的理论空白。

　　二、文艺话语中国气派的美学叙事

　　体现文艺认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两个“文艺讲话”在叙事语式、叙事结构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叙事路径，成为21世纪世界文苑中新型范式的叙事美学。这一新型叙事美学在理论上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解与认识方面的美学叙事之维。

　　在叙事规则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理论判断调节性意味明显，中国古典哲学所谓“权”的成分明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理论判断体现的是语义行为中的构成性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中国文艺的活动目标及形式。在叙事体式上，两个“文艺讲话”都有一个简明的表意结构、一个诠释所有文艺对象的本体认知，同时都有一套有着共同认识论基础且以本体认知为阐释核心的概念、术语，同时在上述共同因素的基础上将不同具体理论类型简化为政治与价值维度的结构关系，并把文艺与社会、政治等的复杂关系用一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非学院派日常话语加以表述。

　　两个“文艺讲话”从文艺政治学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对文艺知识话语进行政治解码和重新编码，使之成为一种与政治哲学在思维上同构却又在话语层面异质的美学意识形态话语。二者意识形态意味的符号建构表现在以下方面：通过断言式、指令式、承诺式的叙事判断，塑造国家和民族在文艺理论话语场域中的政治形象，并为专业文艺知识分子的文艺研究提供具有指导性、指令性和承诺性的学术规则。当然，这些规则内在承载着意识形态领导权诉求的政治主题，其间的纲要式叙事判断实即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主题。

　　两个“文艺讲话”通过功能性而非知识性的美学叙事架构文艺话语表意系统，这种模式的系统在理论建构上着意于整体布局，其理论重心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创作与批评的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发展中的“根本方向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是对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存在问题的哲学探讨，因而具有“元理论”“元批评”的性质，是为理论与批评自身“立法”，其话语言路不是寻找规律、传播认识，而是要为国家、民族、社会立言。

　　三、文艺话语中国道路的价值旨趣

　　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两个“文艺讲话”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叙事的最高价值旨趣和未来前行之路，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生存的伦理关切转化为理论层面的美学符号关切，在美学叙事中把文艺发展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公平正义、历史发展、美好愿景等宏大主题结合起来，并对这类主题在系统思维基础上进行结构性的美学考量，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在价值之维上成为奠基于人的生存与社会正义根基上的艺术哲学。

　　两个“文艺讲话”的美学主题均为人之现实生存境遇，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艺对现实的介入能力，二者均把文艺对象和批评问题转化为文艺社会学层面的美学与哲学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人民美学。根据人民美学的价值理念，在非常态社会语境中，人民生存处于危境时，文艺家最低限度的道德不是躲进小楼浅斟低唱，而是直面现实，介入社会，了解苦难，抗拒压迫，否定地把握现实世界。为生民立命、代民众发声，这才是文艺家应有的境界、新文艺理论应有的美学品格。

　　经达权变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项事业中走向成功的思想经验。当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胜利、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常态时，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发展的美学叙事上先后推出“推陈出新”和“双百”方针，鼓励文艺家在艺术形式上加以创新，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美学叙事上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把文艺活动的目标指向个体之人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审美”，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具有高峰性质的文艺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