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事迹中的民间传说元素

　　尧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性话题之一，在数千年主流文化中，一向被认为是制度完备、人伦和畅的上古黄金时代，毛泽东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分明道出了国人对尧舜无限景仰的集体心性。相对而言，舜比尧有更多生动的展演，他不仅从平民到天子，完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历程，而且还是一切美德的创始人和实践者，《史记·五帝本纪》就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他是中国传统男子完美人格的最高典范。

　　仔细分析各种早期记录，虞舜事迹中其实含有相当多的民间传说元素，这尤其体现于舜处于平民身份时的孝行叙事中。最早记录尧舜事迹的《尚书·尧典》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文献，对于舜的原生家庭，只用极简的文字交代其父母和弟弟都顽劣昏聩，而舜却克己行孝、维护和谐，没有任何具体事迹。而到了《孟子》中，舜的原生家庭不可理喻地险象环生，其父母、弟弟总是要杀害他，还出现了两个具体的迫害案例：其一是“焚廪”，即舜被差去修谷仓，其父自下纵火要烧死他；其二是“浚井”，舜又被叫去淘井，其家人落井下石要砸死他。但舜都逃脱了，如何逃脱未见记录。这样的叙事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事实上，《孟子》一书中几乎全方位地记录了孟轲与其弟子们讨论当时流行的关于舜的各种说法，其中常用“人有言……”开端，有时孟子还直接指出“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显然其中多有民间传说的成分，而上述关于家庭迫害的叙事，应该被视为当时民间传说的代表作。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早就断言它实为“闾父里妪之言”，为此还批评孟子不该信以为真。

　　司马迁是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伟大先驱，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自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笃行万里路，看到了诸多文化现象。该本纪是对舜传奇生涯最早的完整记录，其中将家庭迫害的元凶改为后母，这就比较符合正常的社会伦理了，而且还增加了反迫害的脱逃细节：原来谷仓纵火后，舜是举着两个斗笠跳下来的，这倒像是最原始的降落伞；面对落井下石之计，舜预先在井中挖了一条横向的逃生通道。这些巧妙策略充满了民间传说的机趣，或许是司马迁田野调查的成果也未可知，而一旦被正史化写定，从此便成为主流话语中的权威叙事了。

　　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经典是以政治事功为叙述核心的，家庭故事只是舜政治生涯的一个初始环节而已，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民间传说对其平民化叙事的热情显然远高于其政治表彰，在之后诸如《列女传》等文献中，时常出现一些关于舜被其家庭迫害的别样说法，只是零散不成系统罢了。直到敦煌《舜子变》文本的出现，我们才看到了一个以舜的家庭故事为中心的独立完整的叙事作品。该文本与《史记》记载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一是在“焚廪”“浚井”之前还多出一个后园摘果的迫害情节，即后母叫舜上树摘果，又偷偷在树下埋了尖刺要害舜，却反害了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三个迫害与反迫害回合，非常符合民间叙事惯常使用的“三叠式”审美机制；其二是在浚井逃生之后，舜不再回家，而是逃往历山去开荒种田，其父以为舜死于井中，悲伤过度哭瞎了眼睛。十年后，天下饥荒，只有舜获丰收。他回乡粜米，在集市上与其父相认，并以舌舔其眼使父亲复明，最后还原谅了处于困境的后娘。此事为尧所知，尧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最后禅让了天下。这一大段离家开荒、赈灾团圆的情节改变了《史记》的叙事走向，确立了其家庭故事的全新属性，故事的结尾与正史吻合的政治性交代也非常简短，显然只是充当一个奖励性的结局，这倒是民间文学的惯用模式。所以，我们把这一叙事类型称为“舜子变型”，相应地，原来的叙事可以叫作“史记型”。

　　“舜子变型”传说并非突如其来地孤峰拔起，我们以此重新回溯唐五代以前的文献，发现在《越绝书》《孝子传》等书中已有片段记载，可惜此前未受重视。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考古实物上也能看到这一类型的叙事，最典型的莫如宁夏固原北魏墓中发现的木棺漆画，其画面旁有文字说明，将其残文连贯起来，可以肯定讲述的就是“舜子变型”的故事。可见这一类型自汉魏以来确实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只是因为正史话语过于强大，它无缘跻身于更高等级的文献罢了。

　　如果说“舜子变型”叙事的“身前史”曾经隐没不彰的话，那么其“身后事”更加令人唏嘘。宋元以降，正统文献中自然不会有它的位置，便是小说、戏曲之类的通俗文学中也完全不见其踪影，甚至那些专门宣传孝道的童蒙读物，比如“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日记故事”和“孝行录”等书系，舜在其中可是第一号人物，却都采用“史记型”而非“舜子变型”叙事，无一例外。换句话说，若不是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重现于世，我们几乎不知道曾经有过“舜子变型”这样一个传说类型。更让人慨叹的是，我们发现在日本存留的古代文献中，从宋元以来各个时期竟然都有对这一类型的文字记录，甚至还有将它与“史记型”混合书写的文本。这让我们对“舜子变型”的传播史越发感到离奇困惑。其实，民间文学的生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该型叙事在民间从未断流，只是缺少发现的眼光！

　　晚近阶段，随着民间文学事业的蓬勃开展，我们在广西、福建等地搜集到了许多这一类型的民间文学文本，不仅有口头传说，还有师公戏、歌仔册等民间演艺活动，不仅有汉族，也在壮族等其他民族人群中发现了活态传播现象，更可喜的是，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发现了“舜子变型”叙事的歌仔册衍生文献。这些文本的情节框架都与《舜子变》极其相似，甚至像后园摘果之类的具体情节也时有出现，显示出一脉相承的潜在渊源。当然，民间文学天然具有变异性，我们也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动，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主流历史的痕迹越来越淡，舜变成了当地人群中的一员，有些文本根本不再出现尧和娥皇、女英了，只是泛泛地说舜最后得到了很好的结局；二是这些文本通常以作恶多端的后母及其儿子受到严厉惩罚为结尾，显示出民间对恶人绝不宽恕的道德观。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在日本尤其是冲绳一带还流传着这一类型的口头传说，它们也是惩罚型的结尾，很可能是从中国东南一带传播过去的；而在越南瑶族的古籍文献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类型的民间抄本，显然是中国瑶族同胞迁徙过去后什袭珍藏的。

　　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总结，文化传播中时常会出现“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这个“野”可以解释为文化地理上的边缘，上述民间文本主要发现于中国的东南方向，对于历史上的华夏文明中心而言，它们或许可以算是“野”。但这并非全部事实。我们最新发现，即便在明清以来居于中国文明中心地带的江南，其民间演唱的《舜哥宝卷》同样属于这一类型，而且也是惩罚型的结尾，说明这个“野”也指向社会阶序中的普通民众。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比较远离精英文化，更少受到以经史为标准的主流话语的压制，因而更能展现民间文学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而从更高远的层面上看，代表精英主流的“史记型”也好，代表民间生态的“舜子变型”也好，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叙事重心和表达方式上，而其主题思想却是相同的，即始终贯穿着孝行美德的核心价值观。以前我们过多强调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关系，事实上，即以舜孝叙事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更多发生的是对话、互文、共情、交融乃至转换关系，并未出现过对抗性的现象，舜孝传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传承的叙事典范，并辐射到了整个汉文化圈。从这则民间传说的神奇经历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民间文学中饱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