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活动扩展至数字领域 

　　数字殖民主义是指通过控制技术基础设施、数据流和算法决策将殖民力量扩展至数字领域。土耳其伊本哈尔敦大学博士教育负责人奥兹古尔·伊尔马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殖民主义依赖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数字殖民主义则通过对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社交媒体平台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治理来运作。在数字殖民主义语境下，殖民的内容是人们的时间、行为、注意力等，是一种不需要通过征服领土来实现的权力形式。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科技企业是这种新秩序的主要架构者，它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提取数据，影响远超其所在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进程，进而巩固在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

　　大型科技企业通过集中式平台积累了大量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具备可预测性的商业和政治信息。伊尔马兹解释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原材料，用户——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用户被转化为数据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不断收割。伊尔马兹对数字殖民主义的理解有两个角度。一是对人类生活进行的殖民主义，即通过数据提取、行为分析、算法治理等来实现。在此情况下，人类本身变成了一个数据矿井，其痕迹被无休止地收集。二是殖民主义的延续，即数字基础设施再现了作为帝国特征的经济和知识等级制度。这两个视角体现了抽取性和历史性的双重逻辑，共同将数字殖民主义定义为塑造21世纪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认为数字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更新，那么它的起源必须追溯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结构。”伊尔马兹表示，在经济上，数字殖民主义可以被解读为圈地运动和土地剥夺等原始积累的“来世”。历史上，圈地把公共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如今，部分西方大型科技企业通过数字公地的私有化运作，将曾经共享的文化、语言或认知资源变成平台架构中可以获取的资产。

　　就此而言，数据提取类似于早期种植园劳动或采矿经济的提取形式。“原材料”已经从白银、糖和棉花转变为数据痕迹，但占用的基本原理依然存在。如今的数字无产者，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数字无产者在极度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内容审核、注释和各种形式的无形计算劳动。这种经济层面的连续性表明，数字殖民主义不是一种断裂，而是旧殖民逻辑的突变。

　　给全球南方国家造成伤害 

　　数字殖民主义体现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各方面，这些方面还会互相影响。伊尔马兹分析称，在政治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影响选举和塑造公众舆论的工具。英国剑桥分析公司等企业对某些国家选举的操纵表明，数据收集等策略可能会破坏脆弱的选举环境，拥有数据和算法工具的外部行为者可以直接干预某一国家的国内政治。

　　在文化方面，数字殖民主义破坏了语言的多样性，造成同质化。大型科技企业往往给予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语言、价值观和规范特权，并将其变成全球文化模板。由于平台逻辑规范了特定的观察和思考方式，地方文化、表达和认识论被边缘化。算法推荐系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化扁平化，放大了与所谓“主流叙事”一致的内容，同时压制了少数人的声音。

　　在意识形态方面，算法本身就像一种无形的殖民机器。它们利用西方数据集和价值体系塑造不透明模型，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排名和预测。相关系统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边缘化社区造成了伤害。在这里，意识形态控制不是通过明确的宣传，而是通过计算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些基础设施决定了什么是可见的、可以想象的或合法的。

　　在经济方面，数字殖民的后果体现为一种日益加深的依赖。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在云服务、广告和应用生态系统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只给当地产业留下了很小的增长空间。利润和数据向外流动，强化了一种殖民模式，即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原材料（现在以数据的形式），而发达国家获取最终价值。

　　抵制数据无主地思想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社会工作副教授杰西卡·鲁斯-史密斯（Jessica Russ-Smith）表示，在许多大型科技企业看来，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非常有价值。这些企业经常在互联网上抓取照片、视频、博客文章、绘画作品等来训练它们的产品，而这种抓取和使用数据的行为，往往没有征得创作者同意或者没有给予创作者任何补偿。这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社区非常熟悉的场景，因为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他们的人口、土地和知识都被以类似的方式对待，殖民帝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进行剥削。如今，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数字殖民主义正在产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科技巨头正在利用算法、数据和技术控制他人，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获取数据。

　　“无主地是指未被任何国家有效占有或已被放弃的土地，他国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主权，这一概念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法理工具，我们可以从人工智能企业在互联网上收集数十亿人数据的方式中看到无主地思想的痕迹。”鲁斯-史密斯认为，要抵制无主地思想，从个人到地方和全球等各个层面都需要进行抵抗。未来，数据可能仅储存在个人或社区的设备上，企业每次想要使用数据时都需要请求访问数据。如此一来，数据将不再被视为无主地，科技企业将被迫通过行动确认数据所有权的归属。

　　对抗数字殖民主义的力量必须从结构、基础设施和文化干预中产生。在伊尔马兹看来，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创建可替代的数字平台——本地拥有的、开源的、管理透明的、对本地负责的平台。单靠微观层面的行动，无法推翻全球平台压倒性的结构性力量。伊尔马兹强调：“人们需要的是强有力、协调一致、国家支持的应对措施，如数据保护制度，以及能够以集体力量与大型科技企业谈判的地区联盟。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性平衡，对抗行动只会是象征性的。”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具体的行动可以包括建立数字主权控制框架、加强当地云计算能力、强制数据本地化，此外，还应增加投资以进行数字权利相关教育和提升公众意识。伊尔马兹建议各国大力支持开源生态系统和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专业知识和知识生产在当地扎根。区域合作，如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围绕数据治理的联盟可以增强谈判能力，降低技术依赖脆弱性。

　　在伊尔马兹看来，最重要的出发点或许是放弃数字发展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维。部分人仍然认为西方技术是天生优越、不容置疑的，打破这种心态需要承认技术进步并非中立：它植根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反制的力量不仅来自可选择的基础设施，也来自一种非殖民化的认知转变、一种重新想象技术是为了什么以及它应该为谁服务的转变。

　　数字殖民主义研究焦点 

　　在学术界，将科技力量的全球扩张视为一种数字殖民主义的讨论日益普遍，诺西亚斯表示，2018年以来，将科技企业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的学术出版物激增。有学者分析称，数字殖民主义涉及多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即强势群体将其文化、知识和视角确立为普适规范，主要体现为大型科技企业进入全球南方市场时所奉行的“一刀切”模式。

　　诺西亚斯阐释说，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旨在揭示这样一种社会体系：少数关键参与者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权力高度集中），攫取利润、数据、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剥削）；确保人们对其产品的依赖，同时复制、加速甚至创造新的暴力形式，并强加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打着进步和援助的旗号（伪善）。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正在持续进行，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如“技术殖民主义”“加密殖民主义”“平台殖民性”等。

　　在梳理当前关于数字殖民主义的学术研究焦点时，伊尔马兹说，近年来，关于数字殖民主义的学术研究取得显著进步，在几个关键领域尤为突出。一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的生态维度，通常被描述为数字时代的“生态殖民主义”。学者分析了建设和运维数据中心所需的锂、钴和其他矿物的开采如何再现了全球南方国家环境退化的殖民模式。这条调查路线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并非无关紧要，它与采矿、能源消耗和有毒电子垃圾深深纠缠在一起，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算法治理，研究人员研究自动化系统如何构建公民身份、资源获取方式和劳资关系。在这里，数字殖民主义被理解为由西方数据形成的算法规范的强加模式，进而扩展到全球。

　　三是涉及数据帝国主义，即少数企业和国家对数据的垄断和商品化。学者们探讨了数据流如何产生地缘政治不平等，公共话语如何在企业平台上被私有化。在内容审核和通信私有化的背景下，将公共空间外包给私人平台是当前研究的核心。

　　四是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话语，研究永生、脑机接口、人类增强等如何反映出殖民思想的延续。这是一种超越极限、征服新的疆域和改造人类本身的思想，它们决定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并通过确定哪些群体的未来是被想象的、哪些群体的未来是被忽视的来加剧不平等。总之，这些研究方向揭示了数字殖民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术现象，它是生态的、政治的、文化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