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版本的古籍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欣欣向荣，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收藏好、保护好、利用好古籍，才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传承下去，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典籍传承之不易 

　　中国古代文明璀璨夺目，流传的典籍浩如烟海，亡佚的典籍也不可胜计，收藏好、保护好这些典籍并不容易。中国古代往往将图书流传过程中的大规模亡佚，称为“书厄”。古人对“书厄”进行过归纳，有“五厄”“十厄”等说法。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系统归纳了隋以前典籍的五次大规模损毁：其一，秦始皇焚书；其二，王莽末年长安战乱，宫室图书多被焚毁；其三，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长安，“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再加长安战乱，“一时燔荡”；其四，刘渊、石勒之时，京华覆灭，典籍毁坏；其五，北周军队攻入荆楚之地，萧绎将典籍悉数焚毁于外城。“五厄”之说是牛弘给隋文帝杨坚上表时所述，自然是隋代以前的事情，胡应麟称其为“六代旧事”。胡应麟又将“五厄”扩展为“十厄”，新增有五：其一，开皇之盛，烬于大业；其二，开元之盛，灰于安史；其三，黄巢之乱，图籍摧颓；其四，宋世图史，毁于靖康；其五，蒙元南下，典籍荡然。祝文白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中再续“五厄”：其一，李自成之陷北平；其二，钱氏绛云楼之烈焰；其三，清高宗之焚书；其四，咸丰朝之内忧外患；其五，中日之战。

　　“书厄”只是古代书籍集中性亡佚的一个侧面，除战乱等不可抗因素，还有水患火灾、虫吃鼠咬、偷盗抢夺等原因。即便是基于古籍保护初衷的搬运，亦难免意外。比如，唐武德年间司农少卿宋遵贵受命，将战后接收到的古籍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运至京师，船只行经砥柱，多被漂没，书籍存者，十不一二。南宋郑樵在《通志》中指出，“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即典籍收藏未能进行合理的编目也是书籍损坏亡佚的原因。同时，典籍的收藏离不开整理、修复、保存，其中的失误也会影响到传承。明代谢肇淛的“书画七厄”着重分析了装裱、盗抢、市场等，从侧面反映出图书亡佚的人为社会因素。岁月侵蚀、人祸天灾之下，古籍传承颇为不易。

　　国家藏书赓续文脉 

　　典籍的搜集、继承、保存是赓续文脉的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传抄、留存有限。印刷术发明之后，特别是雕版印刷的使用，使书籍数量大规模增加，但古籍善本搜求不易。黄永年先生曾将古籍善本概括为“校勘精审的善本”和“成为文物的善本”两类。文物性善本在其产生的时代算不上特别罕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稀缺。明中叶以来，藏书家的书目、藏书记、藏书志所著录的多是宋本、元本、明本、稿本、批校本等当时看来就价值高昂、异常珍贵的本子。

　　古籍收藏需要多方力量支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力量在古籍的搜集、保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就已经开始重视运用国家力量搜集古籍。汉高祖刘邦接受陆贾的建议，广开献书之路，大收古籍。汉惠帝时废除了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成帝派遣谒者陈农遍求天下遗书。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曹丕代汉称帝之后，采掇遗亡古籍，藏在秘书、中、外三阁。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收集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至江陵。宋武入关，周武平齐，也都重视搜集古籍，继承前朝遗存。隋代周而立，秘书监牛弘向皇帝杨坚上表，请求派遣使者，搜访异本。唐代李渊、李世民时期，令狐德棻、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人先后为秘书监，以经籍亡逸为由，请购募图书，并且在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当中选择善书之人为书手，缮写后藏于内库。玄宗开元之际，下诏由官府借阅公卿士庶之家所藏孤本秘笈缮写。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代宗多次下诏购买古籍，文宗亦下诏搜访遗文。宋初收五代十国遗存，下诏遣使求购散佚之书。靖康之后，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应耶律楚材的建议，于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立经籍所。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收集元代遗存于南京，同时下诏求四方遗书。至清代，依托国家力量，方有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北四阁、南三阁四库之盛。

　　典籍收藏依托官方、私家、寺观、书院等多方力量，其中官方典籍收藏延续时间最久，书籍内容也最为全面。先秦时的著作《墨子》中就载“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西汉官方藏书之所有石渠、兰台、石室、东观等。东汉延续兰台、石室、东观等称谓，并创建了秘书监作为掌管藏书及相关工作的机构。此后，秘书监或为机构，或为官职，延续千余年。三国时期的蜀、吴均有东观。曹魏有秘书、中、外三阁。隋炀帝时，在洛阳观文殿东西厢构筑房屋专门用来藏书。唐代有集贤殿，宋代有三馆秘阁，元代有秘书监，明代有文渊阁，清代有天禄琳琅。此外，还有国子监、地方官府藏书等。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古籍得以传承。《隋书·经籍志》开篇就写道：“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精深的圣哲之道，可以端正纲纪、弘扬道德、彰显仁爱、济世救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九州共贯、修齐治平、厚德载物、富民厚生、天人合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无不见诸于古籍记载。历朝历代保存下来的古籍与考古等信息相辅证，向世界展示了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中华文脉依托古籍不断赓续，文明依托古籍不断传承。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