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官方乐署机构。关于乐府起于何时，文献记载有异。《汉书·礼乐志》称汉武帝“乃立乐府”，《汉书·艺文志》及班固《两都赋》也用此说。但根据《史记·乐书》与《汉书·礼乐志》的记载，孝惠帝时似已有乐府。古人早已发现这一矛盾，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礼乐志》孝惠二年有乐府令夏侯宽，似非始于武帝”，认为武帝前即有乐府。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时试图弥合二说，认为孝惠帝时只有乐府令之官，但没有作为乐署的乐府。1976年，秦乐府编钟钮得见天日，日后又陆续出土了“乐府”字样秦封泥，证实秦代已设置了乐府官署。

　　除乐府机构的设置时间外，汉武帝“乃立乐府”之说令人费解之处还在于乐府机构的功能。西汉的乐署分为太乐和乐府。“太乐”是奉常属官，主要掌管宗庙礼仪中的宗庙用乐。“乐府”则是少府属官，专为皇室服务，主要负责皇室的享乐用乐，即宴乐。在皇帝日常“以乐宥食”之外，宴饮宾客时的乐舞活动也由乐府负责。乐府从地方征召乐人，演奏民间乐种和百戏，甚至有征战中掳掠的夷狄乐人来表演胡戏。

　　乐府和太乐的不同分工还体现在演奏内容上。春秋战国以降的乐可分为雅乐、俗乐两类，周王室之乐被称为雅乐或古乐，而诸侯自造的俗乐则被视为淫声或曰郑卫之声。太乐掌管雅乐，乐府掌管俗乐，这一分工在西汉前期尚较为明晰。依此分工，国家祭祀用乐本应由太乐执掌，但实际上西汉前期的国家祭祀中，已经出现了乐府的身影。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祠歌》属于宗庙乐，却由乐府令夏侯宽备箫管。汉高祖过沛时曾作《三侯之章》，高祖死后成为高祖原庙的宗庙用乐，惠帝、景帝时祭祀“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说明是由乐府负责演奏。《房中祠歌》为楚声，《三侯之章》由高祖所作，都不属于传统的六代雅乐，却作为某种“新式雅乐”由乐府演奏。

　　既然根据出土文物，秦时已立乐府，汉初乐府又已部分参与国家祭祀，难道《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是错误的吗？要理解汉武帝“乃立乐府”的确切含义，还需从汉武帝乐府设立的具体情境出发。

　　立乐府以祠太一 

　　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大背景是刚刚尘埃落定的郊祀改革。元鼎四年（前111）末，汉武帝令祠官在甘泉建造泰一坛，代替了秦人的雍地祠畤，并以太一作为新的至上神。促使汉武帝对太一祭祀加以青眼的人是方士公孙卿。公孙卿精通天文历算，他将汉武帝时的重大事件与黄帝故事类比，劝汉武帝仿效黄帝以成仙登天。汉武帝此时郊祀太一和太一祷兵，都是模仿黄帝成仙登天的行动。

　　汉武帝“乃立乐府”制定郊祀用乐，也围绕着太一祭祀展开。“立乐府”之前，两项重要礼仪活动是郊祀太一于甘泉泰畤以及为伐南越告祷太一，都与黄帝故事相关。武帝“立乐府”之后，首次郊祀用乐即是赛祷太一后土，感谢太一助汉军平定南越。太一祭祀与郊祀用乐的紧密关系，还体现于“立乐府”后李延年和司马相如等人所作的《郊祀歌》十九首上。其中《惟泰元》是太一之诗，称太一“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正对应方士公孙卿所盛称的历法“天时”；“招摇灵旗，九夷宾将”则明显指向太一祷兵伐南越之事。其他郊祀歌也不脱此主题。由此可见，汉武帝“立乐府”围绕太一祭祀展开，所作《郊祀歌》也盛言太一之事，汉武帝“乃立乐府”作郊祀乐舞，是围绕尊崇太一神而进行的礼乐建设。而尊崇太一的目的，是要模仿黄帝成仙登天。这一意图清晰地体现于《郊祀歌》中反复出现的成仙主题上。

　　汉武帝制作的郊祀乐舞以个人成仙为主题，正是汉武帝要“立乐府”负责郊祀用乐的原因。在郊祀用乐方面，汉武帝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说明元鼎六年之前的郊祀很可能都不用乐，此时需要新创郊祀乐。依据前文提到的分工，太乐负责国家祭祀用乐，按照常理，应该由太乐制作郊祀用乐。但汉武帝却要专门“立乐府”采诗，这又是出于什么缘故呢？

　　乐义视野下的雅乐与俗乐 

　　汉武帝郊祀用乐与雅乐乐义的冲突，是“立乐府”的第一个理由。乐义即乐之义理，是包含在铿锵鼓舞之下的乐之原则，往往包含宇宙论、人性论、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等方面。雅乐与俗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乐义。依照《礼记·乐记》，圣人依人性和阴阳五行制定礼乐。雅乐中自然包含人伦和宇宙之理，即乐义。人听雅乐善声，则感动善心，因此雅乐是重要的教化手段。雅乐本于天道人伦，因此历代雅乐的乐义皆相通，乐舞也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损益而成，这就是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论语·为政》）的道理。汉代的宗庙乐舞同样损益自六代古乐，又依高祖事迹作《武德》。可见汉代太乐掌管的宗庙祭祀用乐，基本遵循雅乐制作的规律。

　　与雅乐看重乐义正相反，俗乐以娱人耳目为目的。《礼记·乐记》中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魏文侯的听乐经验正可说明俗乐娱人耳目，使人听之不倦。《礼记·乐记》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俗乐以娱人耳目为目标，正是“乐得其欲”，旨在助长和满足个人欲望。雅乐与俗乐的根本差别不在于乐舞内容的旧与新，而在于是否存有乐义。正因为雅乐包含乐义，才使君子听雅乐时可以“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换言之，在雅乐中，具体的铿锵鼓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含人伦天道的乐义，以及在听者身上激发起的善德。与之相反，俗乐以声色娱乐为目的，不包含乐义，因此俗乐郑声虽然悦人，但“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总之，是否包含与天道人伦相通的乐义，是雅乐与俗乐的根本区别。

　　汉家太乐所掌管的是包含天道人伦的雅乐，但汉武帝的郊祀用乐则完全不同。正如前文所述，汉武帝郊祀太一的目的是模仿黄帝祭祀成仙，《郊祀歌》十九首正是“（闻之）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的俗乐，与伦理天道完全无涉。汉武帝的郊祀用乐归本于神仙方术，在乐义上与雅乐完全冲突。汉武帝本人也意识到这点，所以在下令议郊祀乐时，专门以民间祠祀作为参照。既然郊祀用乐围绕黄帝故事展开，并比照民间祠祀用乐创作郊祀乐舞，那么这一工作理当由负责俗乐的乐府负责。汉武帝郊祀乐“祈望成仙”的主题和雅乐乐义矛盾，这是汉武帝“立乐府”制作郊祀乐的深层原因。

　　郊祀乐舞的地方性 

　　汉武帝郊祀乐舞的地方性，是“立乐府”的另一个理由。太乐署一般由世袭乐官和官爵嫡子组成，乐府则吸收了大量民间乐舞，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性。如应劭《风俗通》记载了汉高祖曾观阆中賨人之舞“后令乐府习之”，将阆中乐舞纳入乐府。汉武帝的郊祀乐正具有浓重的民间性。《汉书·礼乐志》称汉武帝制作郊祀乐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郊祀太一源于民间方士的神仙信仰，郊祀用乐也对标“民间祠有鼓舞乐”。汉武帝之所以“立乐府”到民间采诗，在郊祀中采用“赵、代、秦、楚之讴”的地方性音乐，很可能都与兴起于民间的太一信仰有关。这些地方乐不仅要由乐府到地方“采诗”，也需要由地方乐人、乐器演奏。地方性的乐舞、乐器、乐人征召到中央后，正应归属乐府管理。汉武帝郊祀乐的地方性，应是其“立乐府”的直接原因。

　　汉武帝“乃立乐府”围绕着太一祭祀展开，乐府从民间采诗制作的《郊祀歌》表达了汉武帝成仙登天的欲望。汉武帝乐府所制作的郊祀乐，是与道德伦理无关的“俗乐”，性质与传统雅乐及汉初新式雅乐完全不同。因此，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创新之处，就是使俗乐正式进入国家祭祀，形成国家祭祀中雅乐与俗乐并存的新局面。西汉末年，在复古崇儒的风气下，承载俗乐郑声的乐府被裁撤，完成了它短暂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