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俗学致力于研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形成机制，以及人们日常性的生活文化。日常生活总是因各种因素和力量而持续发生着改变，或者是人们习而不察的微变，或者是波澜壮阔的巨变。在许多导致生活文化变迁的因素中，科技尤其值得民俗学家关注。正如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所指出的，科技不只改变日常生活，它还是民众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本身。现代民俗学若要呈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解释力，就不能对融入日常生活的诸多科技熟视无睹。

　　从“生活机器”到“信息机器”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从现代民俗学的立场，我们把这个过程视为中国人的“生活革命”。“生活革命”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从衣、食、住、用、行，到社交、通信、娱乐等，甚至包括厕所革命在内。若从科技产品进入百姓日常生活这一角度去理解，那么“生活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家用电器的普及。

　　家用电器可被大致分为生活机器和信息机器两大类。所谓“生活机器”，主要有电饭煲、微波炉、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空调等，除了这些“大件”，还有电动剃须刀、烫发器、咖啡机、榨汁机之类的“小件”，它们在很多方面均减轻了家务劳动、提升了家庭生活的环境和品质。所谓“信息机器”，主要指广播、收音机、电视机、座机电话、传呼机、电脑和手机等，其依次进化极大改善了家庭或个人的对外联系、社会交往、闲暇娱乐，以及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和质量。当然，这些分类并不十分精细，比如在生活机器和信息机器之外，还可再划分出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轿车等“交通机器”的一个类别系列。

　　现在，中国普通民众日常使用的信息机器，早已实现了从座机电话朝向手机的飞跃，手机本身也从通信手机发展到智能多媒体手机，达到近乎人手一部的普及程度，并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身边的“生活革命”。

　　与电视、报纸、杂志等进入寻常百姓家庭的大众媒体相比，电脑、手机等就属于进入家庭的个人媒体，它的特点是拥有者可以生产和发出信息，而不再只是被动的受众。再进一步，如果说固定电话是家庭单位的信息机器，那么，手机就是个人的信息机器，故又称为“自媒体”。

　　阎云翔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定的个体化趋势，这就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高度流动、时刻捧着手机、能在任何场景通过手机经营各自社交生活的个人。手机极大拓展了个人的电子化交流空间，并强化了家庭内部成员各自的主体性。经由手机的家人交流确实是更加便利了，但它也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独立性，使得家庭内部在夫妻及亲子之间的个人隐私得以确立。手机的微电脑化给个人带来高度自治，它内藏着当事人的很多信息，包括愿意与他人分享的、不想被人窥知的，甚至还有很多连本人也没意识到的信息。手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家庭，而是属于个人，手机号码或微信号自然就像是个人的代码，成为远距离或虚拟空间中彼此识别的坐标。也因此，相互告知手机号码或互加微信，也就预示着彼此对人际交往可能性的相互确认。

　　个人日常生活的“百宝箱”

　　在现代民俗学的立场看来，人与机器的日常性互动早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尽管对于不少用户而言，手机就是一个高技术“黑箱”，弄不懂也不大需要明白它的内部机制和原理，但手机的应用程序商店为其功能的个性化扩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这就使得持有者可以通过手机去经营自己的现代日常生活。现代社会里的“电子化”个人，亦即手机持有者，绝少例外地浸润在经由手机建立的社会关系，以及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也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趋向于以个人为中心。

　　几乎成为当事人身体之一部分的手机，是持有者个人与世界（包括网络世界）接续的窗口，也是个人用来经营日常生活的万能道具或“百宝箱”。眼下在中国，手机和钥匙已是出门携行的标配，在某种意义上，手机就是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活基础设施”。手机持有人自主选择安装各种应用性软件，由此扩展手机个性化的多功能使用，这也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经营。

　　从阅读、视频、电视、音乐、游戏、支付、商店，到生活、金融、商务、衣食住用行便民、多媒体视讯通信，熟练掌握手机提供的多种信息服务，已是持有者每天的日课。通过手机还可以在虚拟空间参与或建构社区、社群，这为个人参与社会实践创造出许多全新的可能性。通过智能手机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无数个人，在线上和线下反复穿梭，正在形成IT时代新的社会生活惯行。手机的强记录功能，使得储藏其内的信息为机主所依赖，它一旦故障或不在手边，日常生活马上就会呈现危机或失联状态，当事人也会因此倍感困扰和孤立。

　　“朋友圈”的人际关系建构实践

　　在移动互联普及以前，中国社会一般的人际交流是直接会面（登门拜访、聚会、约会等）或通过信函、电报、座机电话等方式。进入21世纪后，手机的普及甚至使公用电话也最终消失于街头。通过手机的通话、短信或微信等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社交”状态。春节和其他节庆期间，通过社交软件拜年或发送祝福短信，已是我们当代的“新民俗”，它和传统节日期间的“吉祥话”一脉相承，只是承载的媒体形式不同而已。

　　“朋友圈”使异地的人们实现在线交流，微信群拓展了经由文字、符号、语言、图片、视频的人际互动。中国民众通过微信“朋友圈”的人际关系建构，兼容了民俗学家所归纳的“诸缘”（血缘、地缘、性别、业缘、趣缘等）社会关系。几乎所有手机用户都建立起了各自不同圈层的微信群，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和区隔，整理各自的社会交往空间，从而维系着费孝通曾经提示的那个“差序格局”。这意味着人们使用手机践行的交往实践，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依据家人圈、亲属圈、朋友圈、工作圈等逐层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手机持有者的个人主动性和取舍非常重要，他能够自主选择手机的各种功能性服务，既可拉近或强化在“差序格局”中相对较远的人际关系，也可疏远或淡化某些较近的人际关系。

　　与此同时，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手机引发的“生活革命”，并认识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正在推动人们的交流不再拘泥于以前那些传统的形式。一方面，人们的社交生活的确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基于“诸缘”的人际关系路径和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又被以新的形式再生产出来。手机作为个人的“信息机器”，可使持有者成为其社交生活的真正主人，与此同时，它还被用来增强持有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为自己创造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意义。手机使用实践的指向是日常生活的模式化，这就使现代信息社会里以手机为枢纽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作者系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学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