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史记》，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言，上起轩辕，下至汉武，记载了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精神内核。《史记》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为验证古史提供了最可靠的人文坐标系，还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充分挖掘和阐释《史记》的文化力量和司马迁的人格风尚，探讨《史记》的当代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年关将至，横跨秦晋的黄河龙门大桥弥漫在冬日的薄雾中。并列的悬索桥、公路桥、铁路桥，都叫“黄河龙门大桥”，三座桥梁像三条巨龙，扼守在秦晋大峡谷最南端黄河出口。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迁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这里是秦晋两省交通往来的古渡口，黄河出口也称“禹门口”。传说大禹曾在此开山治水，后人为纪念大禹凿龙门的功绩，也把“龙门”称为“禹门”。龙门东侧为山西河津，西侧是陕西韩城。自古以来，这一秦晋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史公司马迁就出生在龙门。

　　龙门有灵秀

　　“龙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黄河之水流经秦晋大峡谷，从黄土高原自北南下，愈近龙门，河床越窄。奔腾的急流，被挤压在愈来愈窄的峡谷尽头，一个急转弯，迎面撞上峭壁，飞出凌空雪浪，再激荡至河床上的巨礁，空中扬起巨大水柱，声震雷鸣。一阵喧嚣之后，从空中跌落谷底，跳出龙门。

　　黄河出禹门口后，不足300米的河床，骤然延展为3公里至15公里，水流由急趋缓。

　　峡谷云雾茫茫，绵延弯曲。黄河自苍天之外，穿行于崇山峻岭的深谷之中。山为云遮，水为天盖。逆流而上，约五公里到达石门，这里有大禹庙遗址。在《史记》中，司马迁记录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和大禹对地理的开拓和天下九州的划分。

　　由于“龙门”横跨秦晋两省，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在陕西韩城还是山西河津，司马迁到底是“韩城人”还是“河津人”，至今争议不断。

　　支持山西河津的论点认为，河津古称龙门，司马迁故里在今河津市阳村乡西辛封村，有相关文献、碑志、家谱、司马迁后裔等证据支撑。

　　“迁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河即黄河，山即龙门山，河之北、河之东为阳，山之南为阳，河津正处于黄河与龙门山之阳，而韩城在河之阴。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印的《辞海》“河津”词条中记述：“河津，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禹门口（龙门）在县境西北。古迹有司马迁故里。”

　　主张陕西韩城的依据也有道理。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史记·太史公自序》：“《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

　　黄河西岸的韩城市芝川镇东南山岗上，司马迁祠和衣冠冢巍巍耸立。左侧四华里，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至司马喜历代墓茔，遥相守望。司马迁的出生日期，史无明文。司马迁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代研究，自王国维与郭沫若之后近百年来虽有量的提升，但无实质性的进步。

　　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310）的司马迁祠墓依崖就势，断崖千仞，苍松挂壁，气象万千。用石条铺成的韩奕坡也称司马古道，历经车轮碾轧、风雨侵蚀，石质路面斑痕累累，凹凸不平。穿过题字“高山仰止”“既景廼岗”的木牌坊，踏上砖石铺就的“朝神道”，再往前，便是宋代的古朴山门，九十九级台阶前的砖砌牌坊上书 “河山之阳”。

　　司马迁祠现存最早的碑刻，为北宋中期同州韩城县知事李奎的诗碑《司马太史庙诗二首》。“生在龙门境，葬临韩奕坡”的诗句佐证了此地在北宋尚有太史公的墓葬，而李奎当年所见景象是“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

　　对于司马迁故里的探究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有两地打造强乡村文化旅游品牌、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竞争。

　　文章旷代雄

　　“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蒲松龄撰写的楹联，概括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和不朽的成就。

　　沿着又陡又长的司马古道拾级而上，司马迁祠门上“太史祠”三字映入眼帘。龙门故地，黄河两岸本地人不称祠称墓，敬为司马庙，香火供奉绵延1700多年。寝宫正中摆放的塑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的司马迁彩色泥塑像，黑须三绺飘胸，身着太史红袍，手挟玉带，昂首向北方眺望。

　　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史记》以前的史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史记》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道路。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变化，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从而，史学一门开始在中国学术领域大放异彩。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史记》的通史遗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谈道，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史记》，通过细节描写，生动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大量考古发掘和新出土文献证明司马迁当时的记载可信。”徐卫民介绍，《殷本纪》中商王的世系记载，已经被近世发现的甲骨文所证实；陕西眉县发现的窖藏青铜器铭文，也证明司马迁对西周王室沿袭的记载无误；司马迁对秦始皇陵的记载，也在秦始皇陵的考古和勘探中证明可信。历史是由人的群体共同创造的，不同的人对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必然存有差异。司马迁撰写《史记》，删选、合并原材料多元、矛盾的历史记述，“整齐百家杂语”，以“成一家之言”。书中仍保存有不少原始材料歧异之处，但后世的读者大多不加分辨。

　　史官的职责是忠实记录历史。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史记》为“实录”。在“实录”的基础上，司马迁叙事状物，无不曲尽其妙。自此，《史记》不仅成为历史学的经典，而且也成为文学的典范。

　　史籍缺少人物活动会显生硬。《史记》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舞台上各类代表人物四千多个，为深入研究中国文明历史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资料。

　　“《史记》开创了专门的民族史书写。就丝绸之路开通的历史，《史记》对草原民族的贡献有所表彰。司马迁为中原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立传，是史学的伟大创举。”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说，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史记》关注中原农耕民族与边地游牧射猎民族在文化基因方面的共通性，承认多民族对华夏文明发生和发育的综合作用，尊重文化风习的“四夷各异”，肯定并赞扬“胡服之功”，这些都体现了开明的理念。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应当重视研究司马迁和《史记》。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赵永春提出，《史记》称历代中原政权或历代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包含这些国家政权所管辖的各个民族，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史记》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形成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是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究天人之际

　　黄河流出秦晋大峡谷后，河床变宽、水流放缓，司马迁祠所在的芝川，成为渡过黄河通往三晋的重要渡口。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文物部门在韩奕坡下东南方向，距离司马迁祠仅200米处发现的古遗址，出土了铭文“夏阳扶荔宫合壁与天地无极”的砖块，确认此地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扶荔宫遗址。

　　汉武帝为何要在远离长安200多公里的黄河渡口设立行宫？答案在黄河对面的汾阴后土祠。

　　山西万荣县，汾河与黄河交汇处，庙前村村北，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崖上，汾阴后土祠的游人稀少。这里敬奉的土地神后土地母，是中华土地最尊之神。从轩辕黄帝在汾阴脽上设坛祭祀后土始，尧、舜二帝，夏、商、周三代，均在此设立专职人员，每年进行祭祀。讲解员告诉记者，这座汾阴后土祠为后世重建，原始的后土祠在明万历年间被黄河淹没。

　　“建邦国先告后土。”自汉至宋代，历代帝王视汾阴祭后土为头等大事，以求国泰民安。汉武帝刘彻东岳封禅，汾阴祀土。元鼎四年（前113）冬十一月，汉武帝刘彻为后土立祠，形成制度，每三年都要亲自来这里举行一次大祀。到其亡故的后元二年（前87年），26年间，汉武帝刘彻亲祭后土八次。

　　汉武帝从长安先到夏阳，走过自今尚存的司马古道，宿行宫扶荔宫，然后渡黄河至汾阴。而建议汉武帝为后土立祠，前往汾阴祀土的人，正是司马迁之父，时任太史令司马谈。

　　天与地相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接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因掌管天文历算的缘故，开始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氏的远祖重黎，以序理天地为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远祖在颛顼时期执掌天文历算，自唐虞至周，世代相传。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拜为大司马，于是后裔便以司马为姓氏。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先祖司马错来到秦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天官恒业，观察天象，绘制天文星图与宇宙模型，探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与规律。

　　“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只有通过识星图，观天象，才能探明宇宙星体运行规律，而历法就是对天文规律的总结和表达。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合作，制定了《太初历》，以代替自秦沿袭的《颛顼历》。《太初历》完备了二十四节气，推算19年有7个闰月。

　　人们进行恒星观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天体在天球上的准确位置，这个基本要求是建立宇宙模型。距离汉长安城遗址30公里的三原县北嵯峨山东侧，有一个巨型的人工“天井”横亘在一片碧绿的麦田中。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这是西汉时期建造的天象观测点，“天井”圆坑里面包含中国古代“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互相叠交的正方形构成，三圆直径分别等于三方边长，三圆直径之比和三方边长之比都为的倍数关系。这一特殊的勾股数，在中国传统宇宙理论中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三圆三方”宇宙模型就已出现。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文献首次记录了“三圆三方”模型。曲安京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太阳运动、月亮运动、日月交食与行星运动方面的算法沿革与理论体系研究，谈起《史记》中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如数家珍，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通古今之变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完成《史记》全书撰著后，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文字总结。司马迁二十岁时从京师长安外出游学，足迹所到之处皆为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区。元鼎六年，三十五岁的司马迁又以使节的身份，走遍“邛、莋、昆明”等地。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出巡，“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又东至碣石、辽西。王国维评价司马迁：“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司马迁的史学考察，获得了历史现场的真切体验，类似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苏辙曾经写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正因为司马迁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角度来观察历史、记载历史，才能“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所处的汉代，是“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凭借华夏民族历代相递嬗的政治实体、上下相承的历史传统而建立。《史记》上溯到五帝三代，就是要寻找汉王朝的渊源。西汉经过百年发展，广开献书之路，大规模搜求典籍，拥有了记载先民活动的各类文献。十二“本纪”的纲领性记载，就是在文献上“通古今之变”，概括记录华夏民族长期连续发展、跌宕曲折的客观历史进程。

　　“通古今之变”揭示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和核心观念。在徐卫民看来，“古”和“今”指的是华夏民族历史上下数千年；“变”是指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通”强调贯通，既能辨明盛衰成败的原因，又能提出促进向前发展的真知灼见。

　　史学家在记录历史时，常常会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历史人物融为一体，交汇成历史的长河；亦会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融汇于前人的经验中。“通古今之变”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对学术研究的最好注脚。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薄雾散尽，冬日的暖阳洒在黄河两岸。司马迁祠景区，用青铜铸造的司马迁雕像，巍然屹立，坚韧不屈、刚正不阿的史圣风骨流芳百世。沧桑斑驳的司马古道，自下而上依次串起牌坊、山门、祠院和墓冢，接连成一组规模宏大、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参观拜谒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随着海内外的翻译与传播，司马迁与《史记》的影响遍布全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