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年参加科举，后转向救亡图存之新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发展的重要旗手之一，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推动下，敏锐把握时代和局势的变化，用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复兴、世界大同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忘我无私地不懈奋斗，直至献出生命。

于旧学中向新学 

　　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父母早逝，自幼由祖父抚养成人，从小聪敏好学。河北乐亭一直属于京畿地区，由清政府直隶管辖。在民族遭逢危机之时，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也直指这里，伴随着清末的历次政治革新，直隶一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政治中心。在李大钊的求学生涯里，无论是在课堂的学习中还是在对时局的观照中，李大钊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这与他自小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如李大钊在自述中所说，他的求学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十六岁那年，停办科举影响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尚处于青春懵懂的李大钊体验了一把作为科举末班考生的不易。永平府中学堂成为李大钊接受新学的第一个起点，这里兼顾他过去所擅长的经学和诗词歌赋的学习，同时也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英语、数学和西方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等现代文化，永平府中学读至第二年，有感于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觉醒，李大钊萌生了去天津历练自己的想法，于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里对他日后治学并参与政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习中，李大钊开始接触并思考现实政治，风起云涌的革命局势使得李大钊开始关注宪政、政党等一系列自西方传入的现代政治观念，并结合自己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思考，谋划中国的未来。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使青年时期的李大钊早早立下了人生的志向。他开始关注革命报刊中先进思想的传播，以弥补北洋法政学校缺乏理论深度以及忽视重大现实问题等的教学上的短板。通过对报刊文字阅读，青年时期的李大钊已经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入了民主与革命的潮流，从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再到武昌首义的成功，革命烈火的燃烧已由南向北席卷至直隶一带，滦州起义正是发生在李大钊身边最为接近的一次革命，起义的失败给李大钊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让其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惨烈。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制定了《临时约法》，从国体、政体、法体上都为建立现代的国家揭开了新纪元，李大钊也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起自己的民主共和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虽然成立了“统一政府”，然其内部却依然暗流涌动、危机重重。总体而言，李大钊在民国初期火热的政治热潮中是冷静和务实的，面对悄然兴起的政党热潮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都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在冷峻的思考中慢慢形成了自己早期的政党观念和政治意识。临近毕业，李大钊毅然决定前往日本东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探寻救国的真理，通过对具体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纵观李大钊早年的求学道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魂义胆和诗书传家，又受到现代爱国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民族复兴的理想在他内心深处不断燃烧，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的黑暗现实以及内忧外患的社会发展现状，又常常使热血的青年陷入痛苦和悲哀。中华传统文化在他的成长轨迹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构成其生命的底色，现代政治学说以及现实中的革命实践，一次次让他看到希望的光亮，又一次次将他拍入现实的谷底。愈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碰撞中萌发的思想，愈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探求真理的道路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而青年李大钊已经在路上。

北京李大钊故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青春之我再造中华

　　选择前往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李大钊心中做了一番激烈的斗争，首先出于对国内政治腐败的绝望，放弃了仕途这一选项，同时又有感于自身学识不足，想去专门研究社会经济学，冲破北洋学政思想的藩篱。李大钊在日本的求学生活，重心全部放在了指导国内革命、改造中国现实上面，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民彝”思想和改造青春中国的思想，体现在《民彝与政治》和《青春》这两篇重要的经典文献里。

　　《民彝与政治》发表于1916年5月出版的李大钊所主编的留日学生总会的刊物《民彝》杂志的创刊号上，事实上也就是《民彝》杂志的发刊词。文章着重探讨了古老的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上亟待解决的根本的理论问题与前提问题，综合了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汲取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思考，是李大钊自觉探寻救国真理第一次思想大飞跃的产物。“民彝”思想充分吸收了现代西方近五百年来的人文主义传统，高度重视人的理性与价值，重视人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拥抱自由的思想和精神的同时，积极开拓科学和理性思维的边界，通过追求“人”的解放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所欠缺的，正是一种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个体解放的不懈追求，是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关切和呐喊。

　　《青春》一文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文章大致写于作者从日本返回祖国的前夕。欲创造青春之中华，必先有青春之主张，而这一主张的理论则建立在青春之宇宙观、历史观以及人生观基础之上。首先，李大钊所构建的青春之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承认宇宙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万物在运动变易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其次，在历史观上，李大钊相信社会历史的漫长演进过程是进化的，而自觉的人类可以通过自身行动重新激荡起民族的活力，其间尤其重视激发青年的自觉性、能动性和选择性；最后在人生观上，《青春》一文所追求的，是宇宙精神与人生境界的完全一致，关键就在于人的自觉。人的自觉首先在于能够认识和把握宇宙规律，其次在于能够运用规律打破自我的束缚和客观现实的束缚，实现精神的真正解放，最后个人当珍惜时间、珍惜当下，于破旧立新中再造青春之中华。

　　“民彝”思想和以青春之我再造中华的思想，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处境，在面对西学的冲击茫然不知所从的同时，又陷入对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怀疑与否定。“民彝”思想是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一次交流和汇通，试图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中找到联通彼此的契合点，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国摸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思想的求索和飞跃。如果说“民彝”思想致力于破旧，那么青春再造中华则致力于立新，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之辩”的思考与启发，杂糅了西方进化论等思想。

　　李大钊在提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这一思想的同时，已逐渐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开始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发表见解，同其他的思潮展开辩论。尤其是对“孔教”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批判，对尊孔复古思潮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反对将孔子之道作为修身大本载入宪法，提倡以科学真理的旗帜，反对神秘的迷信的信仰主义，倡导以自然的伦理观的旗帜，反对过时的、僵化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封建伦理观。当我们梳理近代探索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进化论思想对其产生的显著影响。进化论思想构成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上至中华传统的宇宙观、天人观，下至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伦理观念，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的道德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中国式现代化的漫漫征程肇始于旧道德的瓦解，处在新旧交替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也正经历着思想上的蜕变，直到学会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开始对传统中国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更新和改造，使其迸发出高度的凝聚力和日新月异的生产力。

开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的光辉人生，有两个奋斗阶段，以进入北京大学为分界。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由上海返回北京，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入到中国，他的好友章士钊为他做好准备，让他在革命元老、革命先锋蔡元培校长的期许下，走进中国近代文明复兴的起点——北京大学的校门。彼时的北京大学，正以《新青年》为阵地，形成了一个集聚了一批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阵营，在社会上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李大钊由此开始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图“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1]

　　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就曾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由俄国的十月革命显现出其真理性以及改造旧世界的强大吸引力，摆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就由在黑暗中摸索进而转化为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展革命实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见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当下颇有启示意义，他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角度，认识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存在固有的弱点与不足，一者信奉天道，一者重视人力，唯有二者不断调和方能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而正是以俄为媒介的“第三文明”即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明，将成为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认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一条调和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创世界文化新局面的发展道路。李大钊能够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中华文明理应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这一点在今时今日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

　　五四运动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五四运动激发下，进步知识分子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揭示，给当时正处于彷徨状态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改造社会的钥匙。李大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转变。李大钊于1918年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在此基础上于1920年冬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2]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必须确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方向，采用阶级斗争手段和无产阶级专政方式。而要达到这些，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新型政党。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商讨筹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率团来华，表示要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新型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逐步成熟，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已经提上了历史议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郑重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李大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日起，一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他一直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至关民族解放、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探索，形成了重要理论成果。李大钊深切关怀农民问题，认为农民在中国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指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强调革命运动中应注重对农民进行军事武装。李大钊生前积极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革命也由此进入了国民革命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李大钊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北京的形势日益危险，李大钊坚持留在北京开展工作，直至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李大钊的妻子、两个女儿，连同留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等60余人一同被捕。20多天的牢狱生活，李大钊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留下《狱中自述》等文章，回顾了他“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经历。

　　1927年4月28日上午，李大钊等20人被特别法庭判处绞刑，当天下午2时，首登绞刑台，从容赴死。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恰如流星，划破旧中国灾难深重的夜空。他的出现，给仰望星空的人以希望，给埋头苦干的人以思索，给年轻生命以澎湃，给保守落后以警示。正是出于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以及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李大钊熬过了近代中国探索救国真理的漫漫长夜，在华夏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一颗拳拳动人的赤子之心谱写成感天动地的时代凯歌。回顾革命前辈筚路蓝缕开辟的荆棘道路，如今已红旗漫卷、山花烂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2]《李大钊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