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①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阿拉伯语专家委员会委员

　　②臧小佳：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③段其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 “索·恩”图书品牌创始人

　　中国人文社科翻译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这是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立足于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兼顾学术“走出去”，是当前学术发展和学术翻译活动的新阶段、新任务。那么，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怎样坚守国际表达中的中国站位？如何理解学术翻译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对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有勇、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臧小佳和人文社科图书出版人段其刚三位学者进行了采访。

中国学术翻译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各位嘉宾谈谈中国的学术翻译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怎样看待目前学术界的翻译活动？当前学术译著的翻译出版面临哪些挑战？

　　臧小佳：从“走出去”的视角看，中国的学术翻译更倾向于限定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因工科或自然科学立足于数学、物理、化学这些普遍性学科，其研究成果本身多以英语发布和传播，学界对此也习以为常。但人文社会科学受不同文化圈独有条件的限制，如何找到一条国际通用且适合自身立场的“走出去”路径显得尤为关键。

　　在学术翻译与学术发展之间，各个学科也有若干差异，借用《文史哲》主编王学典老师曾提到的观点：人文学科本土资源最为丰厚，也最需要国际视野，理应走在前列；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因而更需要本土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下，“中国式学术现代化”进程要求我们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翻译的同时，立足于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兼顾学术“走出去”，既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特征，也涵盖各国学术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当前学术发展和学术翻译活动的新阶段、新任务。

　　段其刚：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在做国外学术著作的引进出版工作。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学术著作的引进出版跟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基础理论、术语借鉴自西方，所以，翻译引进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从比例上来讲，国内引进出版的更多是学术著作。当时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是由学界引领的，出版社更多是根据学者的建议来选择图书，编辑在其中起到的主要是辅助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对学术前沿或者比较先进的学术理论，学者比出版人了解得更多、更清楚，所以学界主导的趋势非常明显，学术著作占的比重较高。此外，当时出版社的考核机制与现在也不太一样，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即使大众对这类图书的阅读兴趣没那么高，出版社还是有条件去花功夫做这些书。

　　近十几年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社主导的趋势越发明显，这与互联网的发展密不可分。信息获取变得更容易、更畅通，因此编辑会更主动地去策划一些学术著作的选题。例如，现在我们进行选题策划时，可以去亚马逊或者其他专业图书网站浏览，甚至在图书预售阶段就有所了解，以及关注国外知名学者的学术出版计划等。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出版社对经济效益更为敏感，学术著作，特别是一些偏理论的书，由于读者市场狭窄，更多局限于学界某一专业领域内，销量十分有限，这使得此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受到很大限制。

　　这也是当前在学术著作引进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毕竟出版方还须考虑盈利问题。尤其是对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而言，出版社做这样的项目可能不赚甚至亏本，这就限制了其引进和出版。此外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学术著作对译者的要求特别高，不仅要语言好，还要有学术背景，所以，找到合适的译者并不容易。加上在现有评价机制中，很多情况下译著不算学术成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优秀译者的积极性。其后果就是：这些年来读者对学术著作翻译质量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王有勇：没有中国的学术翻译，就没有较为完整的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中国的学术翻译有理由也有能力为整个世界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认为，中国的学术翻译非常重要，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王有勇翻译的《围炉夜话》阿拉伯语版 资料图片

　　第二点，没有学术翻译，也就没有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这就需要翻译界对此给予高度重视。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开始从“翻译世界”走向“翻译中国”。从把世界优秀文化作品“请进来”，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到当下探索如何有效地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推介出去。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也是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

　　为了做好“翻译中国”的工作，我们需要不断努力，以摆脱中国学术翻译当前所面临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这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翻译所面临的一大挑战。那么，摆脱中国学术翻译困境的策略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国学术译介的内容、主题、方式和效果等方面多加思考。有时我们没有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更多的只是根据译者自身的意愿来选择，这就造成了译介内容、主题选择的盲目性。而译介效果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译介质量、译介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尽可能与国外学者合作，不断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用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语言将中国学术传播出去。二要尽可能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合作，使中国学术著作能够“借船出海”，扬帆远航。

人文社科翻译：从“请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十年来，国内翻译热点经历了哪些变化，呈现出什么特点？

　　王有勇：从中国的翻译历史看，最早的翻译活动是从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开始，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后是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推动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自身的科学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是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以及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一批非常重要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将西方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译介到中国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翻译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在20世纪，翻译更多是“请进来”，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优秀文化作品引进来；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走出去”。例如，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语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著作，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著作、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等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些著作不少是由中国学者翻译的。阿拉伯学者尤其是汉学家，则更喜欢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因为对他们来说，翻译中国哲学著作相对比较困难。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学者与阿拉伯学者之间的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更好地走进阿拉伯语世界形成合力。

　　段其刚：从学术著作的角度看，近几十年来的热点与时代的变化大体一致。改革开放伊始，引进翻译时选择面很宽，一下子涌进很多东西；中国入世前后，全球化这个主题在国内就特别热。此外，刚才提到出版社的介入程度日益明显，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主导译著时更侧重理论性、专业性，出版社编辑在占据主导地位后，会更多考虑受众的接受，因此引进的著作即使是学者写的，也会更加关注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所选择的图书会兼顾学术性和大众阅读趣味。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读者群的学历、水平和阅读品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臧小佳：段老师从引进来的角度谈热点与特点问题，让我想到了文学作品的译介。如法国文学在一个多世纪前（1898）随着林纾、王寿昌所译《茶花女》开启了进入中国之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历了相对活跃的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文学翻译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如法朗士、罗曼·罗兰等作家在中国的译介，除译者的选择视角和动机外，也受到社会、时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到了80年代，当《追忆似水年华》完整版译介到中国时，编者韩沪麟更多看重的是这部巨著独特的艺术形式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新观念和新技巧。今天，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繁荣译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政府的相关文化政策，如为外国译者和翻译家提供“奖译金”和制订“傅雷计划”等，以及为中法两国出版社，中国翻译家与法国作家、文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提供各种帮助。我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曾数次受益。

　　在“走出去”的著作中，除了王老师提到的，还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图书类别，科幻文学尤为突出，如刘慈欣的《三体》由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成英文在美出版后，于2015年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足之处，如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主流作家作品，在外译或与海外读者互动和接受方面还有待加强。所以，近年来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尤其是后者，除了国家形象自塑方面的需要，也应从满足社会期盼想象、艺术欣赏和审美独特性等角度予以考虑。

社科图书外译和引进的选择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人文社科著作汗牛充栋，在向海外读者包括留学生推介时，您是如何选择翻译文本的？

　　王有勇：我的想法是：第一，要能够非常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哲学思想，让国外读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因此，在选择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书目时，已被翻译过的我一般不会去重译，毕竟现阶段特别是非通用语言的翻译力量有限。我会选择国内没有翻译过、国外汉学家也没有译过的经典著作，如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使中国哲学著作的对外翻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有助于国外读者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了解。具体而言，我首先选择《荀子》这本书，是因为荀子是处于儒家到法家过渡阶段的重要人物，而且这本书国内外从未有人翻译过。所以，我花了大概三年时间翻译《荀子》，为我后来着手推进诸子百家著作的系列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我选择了《列子》，这是一部道家的代表作；后来我又看中了《韩非子》一书，并以此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个项目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动力。

　　第二，要为海外读者理解当代中国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我翻译了《习近平讲故事》《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浦东奇迹》《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等书，这些著作能让国外读者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当然，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把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翻译融会贯通，例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翻译紧密结合起来，让海外读者对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文化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第三，要为知华友华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尤其要在外国留学研究生培养方面多下功夫。例如，我们会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课上，以中国哲学著作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或者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些重要段落为例，在翻译技巧的讲解过程中，让留学生们在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二十大报告的内容。这一方面有助于留学生更好地认识中国，从而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爱华的人才；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哲学著作以及当代作品的对外译介做好人才储备。

　　这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我在给阿拉伯留学生上课时，曾选用过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课上，我们对这句话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白话文如何译注？从文字上、结构上、韵律上如何体现翻译技巧？同时，我们还对照着讲解了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生动体现。第二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在课上分析了这两段话有什么变化，并通过翻译让他们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思想，理解当代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哲学思想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臧小佳：非常佩服王老师所做的翻译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阿拉伯语世界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也组建团队做了一些学术外译工作。选择译本的初衷首先是胜任，同时结合国外读者感兴趣的主题，以及确实需要我们去对外传播的话题。例如，我们团队在尹晓煌教授主持下翻译了中国当代转型经济学研究成果斐然的学者——洪银兴教授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实践、趋势》，其英文版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Practices and Trends， 2021年由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选择这本书有几方面考虑：一是经济学著作翻译相对并不难，掌握了基本术语之后，翻译质量可以保证。二是这本著作的主题是海外读者非常感兴趣的，它阐释了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实际成功结合的案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三是我们在讲述一个自己擅长、自信的故事。

　　2022年，团队在中华学术外译推荐书目中选择了葛剑雄老师主编的《中国移民史》，负责其中一卷的翻译。移民史这个话题，在西方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葛老师的移民史研究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移民史中的“移民”与西方的概念不完全一样，前者更多是传统疆土之内的人口迁移和再定居，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群体认同和融合，乃至大一统文化的历史和政治意识，而非西方社会科学或全球化研究中（如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殖民过程中）的跨国境移民。其中涵盖了跨文化研究值得关注的议题，翻译的过程与跨文化研究结合，激发出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亦是非常有意义的翻译与学术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学术著作浩如烟海，选择何种著作并非易事，请介绍一下“索·恩”的选择标准，你们希望通过翻译作品向读者传递什么？

　　段其刚：“索·恩”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开始做的品牌。因我个人的兴趣和专业是历史学方面的，所以引进的更多是偏历史学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是考虑读者需求本身。古往今来，读者对历史著作的兴趣经久不衰。其次，选择的书目相对来说偏学术，因此我们比较关注作者本身，即作者在这个领域的权威性。现在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因而我们在选择时会多方面了解作者本人在该领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著作的内容如何——通常我们会提前拿到样章或者全书电子版。

■索·恩丛书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的《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资料图片

■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实践、趋势》英文版 资料图片

　　此外，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与德国歌德学院有一些合作，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些德国历史学著作的引进出版。德国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很早就开始翻译出版，但历史学、社会学及其他一些人文社科类著作的引进数量相对偏少。国内长期以来以英美著作的引进翻译为主，当然这也与翻译难度有关，相对而言，英语的译者要好找一些。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介绍欧洲大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著作，它们本身的视角与英美有差异，这也算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的德语著作占每年引进出版书籍的近50%，下一步打算更多引进一些法语著作。

　　除了内容选择方面，我们也一直重视与国外出版社建立联系，这么多年来也和很多出版社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比较相似，好的出版社就这么几家，关注这些出版社，也就能了解和引进高水平的著作。

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是翻译成外语，更要能进入国外的书店、书架，真正得到当地读者的认可。请问如何才能使“走出去”的书籍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王有勇：首先，要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符合国外受众的习惯，以及国外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够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其次，要打造一个故事载体，将中国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包括中国智慧传播出去，这可以通过影视等多种方式进行。再次，要打造具有人格化属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我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故事载体和文化符号都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打造，以及不懈地努力，让国外受众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国站位。一定要坚守“国际表达中的中国站位”，而不是一味迁就外国读者，这对译者而言尤其重要。

　　段其刚：从我个人而言，我还没有做过“走出去”的翻译项目，但从引进出版的实践来看，选择什么作品出版，其实归根到底取决于作品本身，优秀的作品不会被埋没。同样，我们在“走出去”时也需要优秀的作品，例如，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翻译时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此外，随着这些年中国国力、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国外对中国的兴趣也不断增加，我相信出版物方面也是如此。国外读者尤其是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的情况也有迫切了解的需求，所以中国文化作品的“走出去”，本身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

　　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需要有好的作品，译得再好，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就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书店，也不会有读者愿意购买。二是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还需要讲究写作方式。换言之，即如何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讲好故事。我们发现国外很多专家和学者，在写面向大众的著作时，非常注意谋篇布局，这是国内学者相对欠缺的。当然，现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明显改善，相信今后会越做越好。

　　臧小佳：正如段老师所说，国外的主流书籍或者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基本上都在几大主要的出版公司出版。因此，在“走出去“的时候，选择出版公司也非常重要，成熟的或者好的出版集团有自己的发行体系，和当地各大书店、图书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本书译好后，如果能纳入出版社相对比较成功的主题系列或者出版计划中，成熟的系列品牌也更容易引起图书馆或者书店的注意；成熟的出版社有相对成熟的广告宣传体系或者既有的渠道，这样外译著作在海外的传播会更顺畅。国外的学术书籍价格普遍偏高，普通读者不一定会自行购买，其实学术著作“走出去”，更多是走进各类图书馆，尤其是高校的图书馆。所以我们在与外方的出版合作中，如果能更好地借助对方与书店、图书馆成熟的合作渠道，对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亦有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在拉近不同文化距离，促进文化间交流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在不同文化间传播过程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形变（文化漏译）。对此，各位嘉宾怎么看？

　　王有勇：在翻译过程中，这种所谓的“文化漏译”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尤其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想做到一一对应或者百分百的传递，是不现实的。一些哲学著作的翻译也不例外，无法做到完全对等。

　　文化对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同样也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因此，在对外翻译中，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将其中所出现的一些归化现象视为正常现象，有时归化甚至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地为外国读者所接受，而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在文化传播的数量与受众的接受程度这两者之间，我们要有所取舍。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国外读者接受了多少中国文化，消化了多少中国文化，而不只是关注我们对外输出了多少中国文化作品，因为文化对外传播总是要经历一个从交流到交锋，再从交锋到交融的过程。

　　段其刚：我同意王老师的看法。除了翻译中的“不可译”内容，其他涉及理解的问题，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是漏译。即使不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同样是中文，不同读者的理解也不一样。读者的收获是我们要考虑的，他们只要有收获总是好的，无论是10%，还是90%，其中翻译肯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译者的语言水平（外语和汉语）过关（文学作品的翻译可能还需要译者有一定的创造性），而且是认真负责的，那么翻译作品就基本上是靠谱的。

　　非文学的翻译其实可丢失的东西非常少，历史类以及社科类的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是一、二是二，很少会出现特别大的歧义。

　　臧小佳：所谓“文化漏译”不完全是“漏译”，翻译本身就是“改写”，无法完全与原文一一对应。在翻译时译者一定有一些处理不得已而为之，根据不同情况也会有不同的做法。通常可与原作者商议，若无法与作者直接对话，就不得不做改写处理，方法也有很多。

　　我认为，即使有时对方不一定能懂或者不一定能马上接受，也必须尊重原作者的想法去译。例如，1946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担任翻译的陆定一起初译为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认同这个翻译，将其纠正为“Paper 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在外译学术著作时，最好附上“译者说明”或“译者序”，以统一解释说明全书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或不得不做的处理和“改写”。这是对作者和读者的尊重，也表明译者在翻译的“求真”与“务实”之间所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