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洁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中非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也充满多重叙事，譬如中西媒体就讲述了不同版本的中非关系故事。虽然中西媒体的叙事也有趋同之处，但两者的差异凸显。相较于中国媒体重点讲述的中非友好故事，西方媒体更多演绎了中非对立冲突的“故事版本”，由此中西媒体也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友好合作叙事与过期殖民叙事、偏好宏大叙事主题与善用多重具体叙事、传统的正面叙事与违规的负面叙事。在国际舆论场有关中非关系的话语权争夺愈趋激烈、非方接收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不甚畅达、中方对与时俱进的中非关系需要叙事更新、新技术驱动对非传播的叙事转向等多重挑战之下，从基于现实的全面叙事、基于价值的共同叙事、基于互动的数字叙事等路径创新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就成为遵循叙事理性、言说好中非关系的重点。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非关系；国际传播能力；中国媒体；西方媒体；叙事特征；叙事理性

　　作者简介：李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与非洲虽相隔万里，但双方交往的历史却源远流长。古代有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的佳话，当代有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美谈，可以说，一部中非关系史就是一部中非人文交往的叙事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而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舞台上，非洲对于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因而，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提升中国故事在非洲的感召力，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必应之题。在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宣传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也正是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要义之一即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毋庸置疑，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为新时代的中国对非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引。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中国对非传播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方面，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非关系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西方媒体加剧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和叙事之争；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也面临着内生的转型升级压力。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媒体如何突破既有的叙事范式以新叙事来言说好中非友好故事，提升对非传播的效能，助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跨越，就成为中国学界和相关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之争

　　叙事是用故事形式来表达信息，将经历组织成有意义的事件，促进知识传递，延续社会制度，传授行为和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费舍尔（Walter Fisher）提出了 “叙事范式”的概念。他在分析西方哲学常见的理性世界范式基础之上，提出了叙事范式及其基本假设，并论述了符合叙事理性的标准。费舍尔认为人类交往应该被看作是历史性、制度性的，是由“充分理由”构成的故事之争。同样，叙事也被认为是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最主要的模式之一，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2006年，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叙事转向”，他认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仅可以通过叙事进行研究，而且也可以看作由叙事所建构的，即看作行为、主体和身份的叙事集合体。由此，他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不仅需要案例分析或实证抽样，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具体故事的演化与发展过程，强调通过叙事来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非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也充满了多重叙事乃至叙事之争，特别是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差异明显，塑造了人们对于中非关系的不同认知，进而影响到现实的中非关系。

　　（一）中国媒体讲述的中非友好合作故事

　　中国媒体走进非洲大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中非关系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力度也随之不断扩大。在官方媒体层面，新华社自1956年在开罗设立分社，迄今已在非洲建立肯尼亚总分社以及29个分社。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内罗毕调频台正式开播，这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座调频广播电台。2012年，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在内罗毕开播，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在内罗毕正式揭牌，目前已有19家非洲主流媒体成为非洲总站的固定推送合作伙伴。2012年，《中国日报》非洲版创刊，覆盖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重要国家。此外，《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周报社等官方媒体也都设有在非传播业务，可以说，官方媒体已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传媒企业也开始扎根非洲。四达时代从2002年开展对非数字化业务，至2023年已在30多个非洲国家成立公司并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视频运营，发展数字电视及互联网视频用户超过4 000万，成为传播中国电视节目的重要平台。中国媒体以积极姿态走向遥远的非洲大陆，搭建了沟通中非的重要桥梁，其讲述的中非故事对增进双方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这是《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对中非关系的官方表述。中国媒体有关中非关系的叙事也多围绕这一基调展开，“兄弟”“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等成为其对非讲好双方故事的关键词。“兄弟”这一中国特色话语常被用来界定和阐述中非关系，其主要讲述中非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结下的深厚革命友谊，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中国援非医疗队等是“兄弟”叙事中常被引用的经典故事。“合作共赢”侧重中非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的成效，其讲述“中国对非合作的成绩单”“中非合作是一个成功故事”等中非共同发展的故事。例如，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中非合作比作历经数十年辛勤浇灌已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合作成果遍布非洲大地，改善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命运共同体”则强调中国对非交往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坚持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以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南南合作及全球发展树立典范。

　　在肯定中非交往取得的成就之外，中国媒体的叙事也强调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快速发展，中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但大多从正面、建设性角度出发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将其归于“成长的烦恼”。可见，中国媒体视阈下的中非关系叙事，大体是建立在历史叙事、双赢关系和南南团结等混合话语之上的一种叙事，其主体更多呈现的是一个个中非之间平等互信、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故事，从而彰显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这一核心基调。

　　（二）西方媒体关于中非关系的“故事版本”

　　西方媒体如法新社（AFP）、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进入非洲较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明显的比较优势。早在1944年，法新社就开始为非洲大陆的法语国家提供新闻服务，20世纪60年代在所有新独立非洲国家的首都开设了分社，现今在非洲53个国家设立了13个分支机构。此外，法国付费电视频道（Canal+）和法国24电视台（France 24）在西部非洲国家影响较大。1960年，英国广播公司《聚焦非洲》广播节目就在非洲播出。2018年，该机构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了英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分社，当前英国广播公司在非洲的记者超过600名，为非洲提供英语以及12种非洲语言的节目。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开罗、拉各斯、内罗毕等地设有分社；德国之声（DW）除在非洲派驻记者外，还成立了“德国之声非洲学院”（DW Akademie in Africa），为1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传统媒体、社区广播电台等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根据“非洲品牌榜”（Brand Africa）推出的2023年“非洲最受欢迎的100个品牌榜”，媒体品牌位居前三位的是南非数字电视运营商（DSTV）、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网，可见西方媒体在非洲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讲述中非关系这一故事时，与中国媒体有着显著差异，从而形成了叙事的竞争态势。学者们对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有较多研究，代表性的包括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提出“合作伙伴”“竞争者”“非洲大陆的霸权扩张者”是西方媒体塑造中非关系的3种典型框架。剑桥大学的艾玛·莫德斯利（Emma Mawdsley）通过分析《卫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等6家英国大报7年内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相关报道，总结了英国报纸有关中国叙事的4种倾向：倾向于提及“中国人”或“中国”，将中国和在非洲从事不同活动的中国人同质化，似乎两者拥有相同的利益；倾向于关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负面影响；倾向于将非洲人描绘成受害者（通常是工人）或者坏人（通常是政客和恐怖分子）的刻板形象；倾向于自满地描述不同西方参与者在非洲的作用和兴趣，使用正面的框架来分析“西方”。

　　可见，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更多从负面出发，其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多与“新殖民主义”与“债务陷阱外交”等词汇相关联。“新殖民主义”主要涵盖中国进入非洲是为了掠夺非洲资源、忽视当地的环境保护、中国以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中国忽视非洲国家的民主发展和人权保护等议题。“债务陷阱外交”也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描述中非关系时使用的高频词，其批评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是在制造债务陷阱，宣称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的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加重东道国的债务负担，直至该国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取得对该项目或领域的控制权，进而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当然，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也并非铁板一块，会因各自利益、不同阶段等有所区别。特别是随着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成效愈发凸显，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对上述中非关系不实报道进行反思，而进行更多中立、平衡的报道，承认中非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肯定中国在非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投融资对非洲至关重要。这既表明了西方媒体所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走进非洲的复杂心态，也反映了西方媒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报道策略的调整。

　　整体而言，针对中非关系这一主题，中西媒体的叙事既有趋同之处，也有差异，但差异大于趋同。中西媒体的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两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中国媒体更关注中非关系的积极意义，西方媒体更侧重负面影响，因而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比例高，负面议题被淡化，而反之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集中，正面议题被忽略。即使是少量的正面故事，积极意义也大多会被消极的一面所掩盖。例如，利兹大学的克里斯·帕特森（Chris Paterson）等分析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指出上述媒体主要采用合作伙伴、竞争对手、负面影响3个框架来报道中非关系，但中国很少被简单描述为一个无私的伙伴；相反，在这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即使中国被主要描述为合作伙伴，但也强调其参与的消极影响或者将中国与其竞争而进步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比。由此，他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媒体的报道助长了人们对中国和非洲的刻板印象，包括所谓“非洲工人是中国人残酷管理的受害者、腐败的非洲领导人正中不民主的中国力量的下怀等”。另一方面，中西媒体的差异化叙事更来自报道的导向，如针对“非洲债务”这同一问题，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更多是揭露“问题”，指出：“中国大举投资非洲，令多个非洲国家愈来愈依赖中国资金，或身负重债而要向中国作出更大的妥协，甚至最终演变成另类‘殖民’”。而中国媒体则致力于解决问题，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并相信中非能携手采取措施解决。例如，《中国日报》对非报道指出，面对非洲的债务风险，可以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合作、探索新的债务工具等举措解决这一问题，推动中非投融资高质量发展。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差异化叙事相互作用，影响着人们对于中非关系的认知，其间的叙事差异及背后缘由值得进一步探寻。叙事是由结构语言、姿态等要素以井然有序的混合方法构成的产物，洞察这一产物的方法就是解剖这些要素间的关系，发现叙事的深层结构，探明叙事的语言系统。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4~185页。而这些要素、关系和结构更多以叙事的特征体现出来，如要更深入地理解中西不同的叙事，剖析双方叙事特征的差异就十分必要。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不同叙事特征

　　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叙事的十个特征：历时性、具体性、意向状态内涵性、解释的创作性、经典性与违规、指涉性、体裁性、规范性、情景敏感性与可协商性、叙事累积性。“叙事的历时性”是指叙述的事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具体性”是指叙事应该具体，对某一事件的阐述应该充满特定的细节。“意向状态内涵性”是指人们在某一场景下的行为是有意向性的，包括信仰、需求、价值、观点等。“经典性与违规”指叙事应该违背或者偏离某种隐含的传统经典脚本。“指涉性”意思是说，叙事不是指“现实”，实际上可能是叙事创造了现实世界，它有自己的指涉世界。“叙事累积性”是指不同的故事可以累积起来组成一个整体，甚至形成一种文化或历史，等等。基于布鲁纳的相关叙事特征，结合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报道的已有研究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具有以下鲜明的叙事特征。

　　（一）友好合作叙事与过期殖民叙事

　　龙小农称中国建构对非洲话语体系的理念与诉求，可以分为“兄弟论”“合作论”“责任论”“软实力论”和“命运共同体论”5个阶段；李小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讲，当代中非关系的建构主要基于“革命”和“发展”这两个认识框架。从叙事的历时性来看，中国媒体有关中非关系的叙事确实因时而变，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要围绕双方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的深厚“兄弟”革命友谊而展开；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随着中非合作转到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经贸合作上来，这一时期的叙事更多围绕“发展”而展开，追求中非在经济社会上的共同发展、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中非关系完成了“新型伙伴关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三级跳，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迈进，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题更多以合作共赢的“伙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讲述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故事。虽然每个时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中国媒体基本上遵循着中非友好合作的主要叙事逻辑，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不同向度来突出“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这一不变的主题。

　　而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历时性则表现为一种过期殖民叙事的延续，其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一方面认为相对于享有高级文明的西方“自我”，曾是其殖民势力范围的非洲大陆是一个“野蛮的”“未开化”的永恒“他者”。由此，非洲被西方媒体刻画成一个悲惨的大陆，长期被环境恶化、地方部落争斗、政府腐败、官员执法不力等问题困扰。长期以来，有关非洲的主流叙事不是非洲人自己书写的，正如《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描写非洲的方式——重塑非洲的故事讲述者手册》中称将非洲刻画成一个灾难、混乱、恐怖之地的刻板叙事，这不仅有害而且过时，且对非洲的这一主流叙事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作者指出，这一刻板叙事主要是由国际新闻机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来自北方的志愿者以及影视剧本作家等共同讲述的，因此要求改变对非洲的刻板负面叙事。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被西方媒体矮化、丑化的境地，表现为“黄祸论”“恐华症”、质疑中国文明和历史等一系列不实论调。这种对中国的恐惧和刻板印象也注入了西方媒体对当代中国及其在非角色的阐释之中。迈克尔·皮克林（Michael Pickering）分析了中国没有摆脱被西方刻板成见和他者化的话语过程，认为西方对非西方文化、人民和地方的描述“根植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异的伪科学理性主义”。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非交往的深入，西方媒体在看待现实的中非关系时，也延续过期的殖民思维和霸权逻辑，以非洲大陆的“守护者”“救世主”自居，俯视中非关系并抹黑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从而将“黄祸论”这类种族成见的遗产融入对当代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阐释之中，给中国贴上“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不实标签。例如，克里斯·帕特森在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球媒体如何描述美非关系和中非关系时，指出媒体都在努力淡化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参与，美国在非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被隐藏在媒体的监督之下，美非关系通常被描述为美国向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伙伴关系”，将美国的行动描绘成合法而高尚；而对于中国则以冷战视角为指导，将中国描绘成本质上不合法的国家，甚至在谈到中非互动给非洲带来的积极影响时也是如此。他认为虽称全球媒体以强烈、刻板的措辞来诽谤中国稍显夸张，但其中的一些言论则会助长对中国的诽谤论调，让人想起19世纪末“黄祸论”的种族刻板印象。因而，从后殖民批判的角度来看，全球媒体对中国这一在非新力量的报道证明了殖民话语的持续影响。

　　（二）宏大叙事与多重具体叙事

　　从叙事的具体性和指涉性出发，也可以发现中西媒体有不同的偏好。中国媒体在讲述中非关系故事时，虽然也越来越注重使用细微的、具体的叙事技巧，来讲好中非民众的生动故事，但整体而言，中国媒体还是更加偏好宏大叙事主题，其描述下的中非关系常与历史、命运、社会、人类这些较大的、跨越时空的、关联双方的价值概念相连，表现了一种对中非关系的总体性、根本性解释。例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等都是中国媒体常用的叙事主题，其叙事的逻辑往往遵循先直抒胸臆地阐述中国的非洲观，在此基础之上，再采用一些具体的、细微的故事来证明这些宏大叙事，以指涉中国追求在更大范围和纵深时空中对中非理想关系的一种宏观建构性。

　　而西方媒体则更加偏好多样化的具体叙事，其很少直奔主题批评或赞赏中非关系，而是善于通过对中非交往中“个体”“小人物”的细微描写和情感体验、通过展现大量看似具有个体特征的中立客观的声音、通过选择媒体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使中非交往中的各类问题通过“细微的个体”“客观的声音”或“中立的信源”等自然显现出来，逐渐演变成主流舆论，从而通过叙事的累积性完成指涉性，以建构中非冲突不断的拟态环境。西方媒体善用的多重具体叙事貌似既有地点、人物、事件、机构的介绍，又有个人“真实”情感的宣泄，使得其炒作的中非关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似乎变得“真实可信”。

　　中西媒体的这一不同叙事特征可以从双方对中非特定议题的报道中得以窥见。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至30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国对非传播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等都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关注。以新华网非洲频道为例，自11月19日至12月3日，以“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新华社驻达喀尔、亚的斯亚贝巴、卢萨卡等多地记者撰写的报道共计9篇。为了分析这些报道的叙事重点，本文使用词频统计工具（Text Mechanic）进行高频词统计分析，高频词通常是能够反映语篇的某些内容特征的关键词汇。除去冠词、介词、连词、感叹词等虚词外，在报道中排名前十位的关键高频词（主要是动词与名词）分别为“中国”（151次）、“非洲”（149次）、“合作”（64次）、“会议”（50次）、“中非合作论坛”（48次）、“发展”（43次）、“王毅”（42次）、“非洲的”（37次）、“中国的”（35次）、“国家”（30次），可见新华网非洲频道在对非报道此次会议时，主要从中非合作、共同发展、论坛本身等较大的视角来报道。此外，在排名前30位的高频词中，“新”“未来”“友谊”“支持”“共享”“共同”等词语出现频率也较高，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新华网非洲频道报道中对中非相互支持、深厚友谊、共建美好未来等宏大叙事的偏好。

　　与此同时，对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卫报》、路透社、《纽约时报》、德国之声、法国24电视台在此期间对非传播这一主题的文章进行搜索，显示上述媒体大多屏蔽此次会议，甚至完全失声。在泛非通讯社下属的全非网（allAfrica）上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关键词搜索，只有法国24电视台于2021年11月29日发表了1篇报道、德国之声11月30日发表了1篇报道。以德国之声的报道为例，可以发现西方媒体对于具体叙事的偏好。在这篇共计800多单词的短文中，德国之声引用了作家兼研究员赫尔穆特·阿舍（Helmut Asche）、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调查报告、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兼职教授巴米德尔·阿德昆勒（Bamidele Adekunl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CARI）研究、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托普·法苏阿（Tope Fasua）、瑞尔森大学泰德·罗杰斯管理学院专家阿德昆勒（Adekunle）、华盛顿的监督组织哨兵（The Sentry）报告等作为信息源，通过引用上述专家或机构的观点，提出了有关中非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可视为中国努力提升形象的一部分、中国在非洲国家影响力提升但被指责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中国以基础设施换矿产资源的“安哥拉模式”导致非洲国家陷入困境、中国隐性债务缺乏透明度、中非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刚果（金）前领导人从中国收取贿赂，以及非洲必须加强一体化以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进而从中非关系中“真正受益”等。德国之声的这一篇报道可被视作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批判的大众媒体利用各种“过滤器”控制舆论、“制造共识”的典型案例，尤其是其中的第三层过滤，即媒体对政府、企业以及这些主要信息源和权力机构所资助的“专家”的信息依赖，正是依靠政府、企业等强势信息源以及能代替其意愿说话的“专家”，得以达成所谓的“制造共识”，从而形成了一幅中非关系问题不断的偏态叙事图景。

　　（三）传统的正面叙事与违规的负面叙事

　　以叙事的“经典性与违规”和“意向状态内涵性”这两个特征为参照，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述也存在显著不同。前者常用传统经典的叙事范式，内涵正面的、向善的、中非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而后者善用违规的叙事范式，蕴含中非对立、竞争、冲突的负面价值观念。实际上，西方媒体的负面叙事对象不仅仅针对中非关系议题，也包括非洲自身事宜，这也引发了非洲学界的强烈批判。西方媒体持续使用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的和充满敌意的隐喻将非洲描述为“黑暗大陆”，极大地歪曲了整个非洲大陆及其人民。西方媒体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霸权出发，塑造了贫穷、冲突、疾病、动乱、没有文化的非洲刻板印象，并让公众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是受害者，低人一等。而中国媒体则更关注非洲的积极方面，积极塑造非洲的正面形象，比如用“崛起的非洲”叙事来塑造非洲的正面形象，描绘出非洲光明的未来。学者们对中西媒体对有关非洲的正面和负面叙事差异也有较多研究，如张艳秋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报道，认为相比英国广播公司，《中国日报》在报道中使用了更多的建设性新闻，重点关注可能的解决方法，用以替代传统的负面刻板印象。塞缪尔·加博尔（Samuel Gabore）等研究者对比了中西媒体对非洲大陆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结果表明西方媒体大多以冲突、负面、人情味等框架进行了正面、中性和负面报道，而中国媒体则主要采用影响力、新颖性等框架以积极的语气进行报道。

　　对非洲的不同叙事也延续到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中。西方媒体习惯使用负面叙事来报道中非关系，认为中非关系的进展意味着中国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它们常常使用一系列非常规、吸引读者的词汇和负面议题，抢占道义的制高点，指责或批评中国走进非洲的诸多行为。而与之相反，中国媒体大多使用传统的“正面新闻”“建设性新闻”来报道非洲与中非关系，为西方塑造的有关中非关系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替代方案。即使面对非洲的困难和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中国媒体也多将重点放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上，从而讲述了充满希望的非洲故事和中非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故事。

　　中西媒体对非洲、中非关系的正面叙事和负面叙事也可以从西方与非洲视角得到印证。例如，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在《改变叙事：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攻势》研究报告中指出，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可被称为“降落伞新闻”（parachute journalism），即专注有关战争、危机和疾病的短期负面报道，记者快来快走，对长期跟踪的积极发展不感兴趣；而中国媒体有意识地与这种做法保持距离，转而报道中国领导人对非成功外交，强调非洲国家的集体发展，中国媒体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投资机会的繁荣大陆，这符合中国“发展新闻学”或“正面报道”的做法。在西方媒体的数十年负面报道之后，中国媒体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非洲人的共鸣。确实如此，如一项对肯尼亚和南非民众的调查表明，虽然一些受访者对中国媒体仍存在偏见，但认为中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积极性”报道对非洲至关重要，对在非运营的中国媒体倡导的“偏爱官方消息来源、非对抗性的”新闻价值观有一定的亲和力。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虽然负面报道不可缺少，但担忧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负面描述占据主导地位，如称非洲为“恐怖温床”，希望西方媒体能改变这些负面叙事模式。

　　综上可知，中西媒体在报道中非关系时有着不同的叙事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种差异与中西媒体不同的对非传播理念有关。中国媒体对非传播更多还是中国内宣理念的外宣化，内宣工作中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等理念，随着中国媒体走进非洲也在非洲大陆的舆论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中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非洲故事与中非故事的思想指导。这从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官方媒体对非报道的定位就可以看出，如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前总编辑南振中都反复强调，媒体不要损害非洲的形象，要多关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要客观、全面、公正报道非洲，使世界人民充分了解非洲，关注非洲；《中国日报》非洲版也定位于旨在发出中国声音，全面、真实、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全面介绍中非各方面交流情况，突出展现中非经贸合作进展；中国新闻社则提出要向世界报道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非洲。而西方媒体对非传播的理念则受到西方新闻界长期信奉与鼓吹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以新闻自由、客观、独立等理念为幌子进行对非传播，将对中非关系的选择性报道、负面叙事视作是报道事实、保持中立平衡的客观报道，但本质上西方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名，隐藏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弱化了自身服务西方国家对非政策，为政府造势背书、对中非合作发动舆论战的角色。另一方面，叙事差异背后折射出身份差异因素。实际上，叙事本身就与叙事主体的身份密切相关。身份取决于叙述者是否选择建立或维持某种叙述，而身份的形成和维持需要某种相关的叙事不断持续，使之被其他人接受，能够持续成为一种集体共识。而导致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差异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双方的身份差异。老牌西方媒体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与维护者，面临着近年来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大及中国媒体作为新的竞争者崛起前所未有的压力，由此巩固传统优势、维护势力范围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利益的愿望空前强烈，它们进而延续殖民霸权思维，对中非关系指指点点，妄图以此干扰、遏制中国在非影响力扩大。而中国媒体的身份定位则与之不同，其始终与中国对非洲的身份定位保持高度一致。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将自身身份定位为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因而中国媒体也秉持着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将自身定位于中非人文交流的推动者，中非共同发展的支持者、参与者与记录者，始终以积极态度来讲述非洲崛起与新时代中非故事，从而演绎出有别于西方媒体的叙事版本。

　　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面临的多重挑战

　　当前，中非各自的发展诉求、内外环境以及双方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均在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国际传播的技术场景也处于急剧变化中。这些变化对中国媒体的中非关系叙事形成了诸多挑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亟待以新的叙事范式来言说中非关系，促使其更符合与时俱进的中非交往实践，更好地消除西方媒体负面叙事的影响，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

　　（一）国际舆论场有关中非关系的话语权争夺愈趋激烈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大变革时期，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而这种对话语权的角逐又时常表现为对国际关系叙事模式的博弈和竞争。同样，中非双边关系在国际舆论场也面临着愈发激烈的话语权争夺和叙事之争。

　　随着中非合作的影响日益扩大，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大国都在非洲大陆积极寻求政治和经济机会，特别是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增强对非洲的控制力。2022年2月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会议通过了《2030年共同愿景》。2022年8月美国也推出了《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以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活动和影响力”，同年12月美国召开了第二届美非峰会。这都表明了西方国家对非洲愈加重视。

　　在西方大国试图扩大在非影响力的同时，它们对中非的务实合作更加警觉，担忧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大，在正面经济竞争已经失去优势的情况下，西方媒体联合智库、基金会等机构一道对中非关系发起了更加激烈的舆论攻势，俨然将在非洲与中国争夺话语权视作其影响力运作的重要战场。由此，西方媒体、智库等制造了中国在非投资、中非各领域交往的各类“问题清单”，以发起对中国的“问责”。例如，英国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er）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其监测的2013～2020年间与中国海外商业行为对当地社会、环境和人权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中，非洲地区就高达181起，主要涉及采矿业、能源、建筑、金融与银行、可再生能源以及食品、农业和畜牧业。“指控”所涉问题大多与在非中企对当地的民生影响、信息披露和环评不充分、侵犯劳工权利等问题有关。

　　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基金会、非政府组织资助和培训非洲当地媒体记者，让其散播中国在非活动的各类虚假言论，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在非国家形象、破坏中非关系的目的。例如，2021年被津巴布韦媒体爆出的美国政府通过其驻津巴布韦使馆，以资助当地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以每篇文章1 000美元的价格收买私营媒体记者，指使其发表诋毁在津中资企业的负面报道，就是这一伎俩的典型案例。

　　（二）非方接收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不甚畅达

　　在面对西方媒体发动的愈加猛烈的舆论攻势之时，中国对非传播还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即中国对非传播仍然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叙事困境”。具体而言，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范式还未得到受众的充分认可，由此导致报道落地效果还不佳，对非洲民众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例如，一项2018年、2020年和2021年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三国城市居民媒体消费习惯调查表明，三国民众对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非洲版等中国媒体的接触度较低，而接触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的频率就要高很多。中国外文局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影响力仍然较弱。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叙事面临的接收困境因多重缘由所致，从中国媒体来看，主要是对非传播的内容还是以中国情况为主，涉及非洲的内容较少，中国对非传播的内容与非洲民众的接收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从而导致非洲民众对中国媒体的接触度较低。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受西方媒体影响的非洲媒体多以负面新闻报道为主，这使得中国媒体在非传播的新闻内容及叙事方式并不太符合非洲民众的口味，而过多正面报道也会导致对中国媒体可信度的考验。例如，马拉维商业和应用科学大学传媒学者埃拉德·曼贾维拉（Ellard Manjawira）称，非洲国家记者普遍认为，正面新闻不是新闻，负面新闻才是新闻，西方媒体为非洲记者设置了议程，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赞比亚《每日邮报》高级记者维丽特·纳卡姆巴（Violet Nakamba）也指出，很少在非洲媒体上看到关于非洲的正面报道，除非是一起特殊事件或一项卓越成就，因为任何正面故事都意味着该故事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发表的，目的是向世界表明国家正在为人民做一些好事。

　　从非洲媒体本土环境来看，一方面，非洲媒体受经费和资源等限制，大多数媒体没有办法向其他地方派遣记者，因而多引用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间接挤压了非洲民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接触空间。另一方面，非洲媒体以及编辑记者深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叙事影响，在新闻实践中已习惯进行负面报道，较少进行正面报道。例如，2020年在对15个非洲国家的60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发表的300多篇文章进行分析，以及对38名非洲编辑记者访谈后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影响他们报道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资金，63%的受访媒体在非洲其他国家没有记者；35%的报道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机构，其中法新社（14%）和英国广播公司（9%）是主要贡献者，占1/4，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分别占4%和2%；在报道的故事主题方面，非洲媒体对非洲的报道仍然以负面报道为主，冲突、犯罪和争议等主题不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被编辑认为更具新闻价值，而关于非洲成功、创新和技术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存在。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发表的文章存在刻板印象，多是跟随了西方对非洲大陆的看法。此外，非洲国家记者习惯使用负面报道，除了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叙事影响以外，也受到非洲社会的影响。记者作为非洲社会体系的一部分，面临道路不畅、教育水平低下、医疗服务差、腐败猖獗等诸多问题，他们以如此消极负面的方式来撰写故事，正因为他们想在报道中表达自己的挫败感。

　　因而，不管是从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叙事内容和范式考察，还是从非洲受众的接收习惯和偏好而言，都能从中发现非洲受众对来自中国的传播叙事接收不甚畅达。如何从非洲受众的喜好出发，对中国对非传播的既有内容和范式进行创新和完善以更符合非洲的叙事习惯，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三）中方对与时俱进的中非关系需要叙事更新

　　中非人民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结下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中非传统友谊有被弱化、淡化的趋势，双方青年一代难免从“利我”视角来理解中非合作，加之西方媒体将中非交往中的小摩擦扩大化炒作，中非民间情绪对立有所滋长。与此同时，中非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中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多，影响和干扰双方互信的因素也在增多。正如一些学者所称，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遭遇“西方批评”和“非洲担忧”的双重舆论困境，“中国在非洲”经常被西方媒体或部分非洲媒体抹黑，有时甚至是两者“合伙”抹黑中国。另有学者对全非网2006～2016年涉华报道进行语料库分析，指出虽然非洲媒体多以肯定态度建构了“强大的中国”“友好或伙伴式的中国”形象，认为中国是一个亲和友善、负责任的国家；同时，少数非洲媒体对中国和中非关系也存在疑虑和担心，以否定态度建构出“令人担忧的中国”形象。这些负面报道认为中国存在经济问题、中非贸易中存在非法交易现象、廉价商品质量问题引起非洲人民不满，等等。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和非洲，相互认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对中国媒体的对非传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鉴此，中国媒体要关注非洲内部日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和中非在现实面前友好关系的流动性，要根据变化的中非关系进行叙事更新，更多聆听非洲的声音，更多将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认知、理解、评价都纳入叙事之中。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由说者和听者配合完成的，需要双方建构一个会意空间，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否则故事就可能成为不被听者理解甚至排斥。同理，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也需要在中非“共同经验范围上”就双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建构起共同的意义空间，更好连接说者和听者，才能达到好的叙事效果，增进双方的理解，解决中非共同面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我相信，机遇总比挑战大，办法总比困难多。”

　　（四）新技术驱动对非传播的叙事转向

　　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国际传播发展也出现新趋势。借助这些新技术，各类机构与公众个体都具有了国际传播的功能和条件，从而使得国际传播从媒体机构的专业行为转变成所有社会机构和成员的日常生活，体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中非交往也同样如此，除了官方媒体对非传播以外，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和公众个体利用各类新媒体手段，加入中非关系的叙事建构行列。这些多元的叙事主体，在各类网络论坛发表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分享各类关涉中非关系的信息，拍摄有关非洲的各类短视频在社交平台播放，在中非热点事件爆发时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将其分享到各类平台等等，从而展现了中国对非传播中的民间叙事在网络空间纷繁复杂的景象。

　　同样，新技术也影响到非洲大陆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塑造着他们对中国、中非关系与世界的认知。非洲晴雨表2022年对34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现，非洲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虽然广播仍然是最常见的新闻来源，68%的受访者称每周至少收听几次节目，电视居第二，54%的受访者每周至少观看几次新闻，但数字媒体新闻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分别有41%和37%的受访者称每周至少几次使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获取信息。这一数据相较于非洲晴雨表2014～2015年的调查数据已经翻倍，数字媒体正在以非凡的方式重塑传播格局。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对非洲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也认识到社交媒体的优缺点：一方面社交媒体促进信息共享、赋权民众动员和问责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载体，可能会加剧分化、误导民众乃至引发暴力。但整体来看，在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中，非洲民众对社交媒体持积极态度，5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只有24%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是负面的，其中使用社交媒体更加频繁的受访者特别是青年人，这一群体更为看重社交媒体的独特作用。

　　虽然广播、电视仍然是非洲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非洲的发展却有着广阔的空间，发展速度惊人。据互联网世界统计，2022年非洲的网民人数已超过5.9亿，脸书用户已超过2.55亿。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体将继续引发非洲传媒市场的变革，非洲各界也对利用社交媒体重塑非洲叙事寄予厚望。例如，有非洲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媒体对非洲的单一叙事，改变了局外人负面定义非洲的情况，非洲政府和人民借助社交媒体等工具，开始创建自己的故事，助力非洲未来朝着乐观的方向迈进。因而，新技术这一变量也要求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进行转向，在利用好广播、电视加强对非传播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交媒体、互联网等新技术在非洲的发展态势，以更好适应这一新场景。

　　中国对非传播叙事范式创新的路径

　　新时代语境意味着中国对非传播必须加以调整，才能够适应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而其中叙事范式的创新尤为关键。正如习近平主席对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重要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加快构建中国对非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费舍尔在“叙事范式”中提出的“叙事理性”与“充分理由”可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提供一些启示。叙事理性包括两方面：一是叙事的可能性，即对听众来说，故事有多大可能性？二是叙事的真实性，即故事听起来让人感觉逼真吗？故事是否契合听众的经历？通常违反常规的故事很难被接收。作为人类决策和传播的模式的“充分理由”，是指人们评析判断叙事内容的一系列价值观，而对其判断是由历史、成长经验、文化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对叙事内容的评析，说到底是对叙事隐含的价值的评析。简言之，一个好的故事既要内容可信，又要价值可取。基于此，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可以从叙事内容、叙事者的价值立场、叙事技巧等多重路径着手。

　　（一）营造基于现实的全面叙事

　　非洲学者山姆·莫尤（Sam Moyo）曾言，“中国再殖民非洲”是一个贫乏的概念，是假定中国对非洲政治经济控制权的肤浅认识，如针对“中国掠夺非洲土地论”，核查相关数据就会发现，众多来自美国、西欧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大量跨国公司才是攫取非洲土地和资源的主导者。另外，西方批评中国在非投资无视“善治”规范。实际上，在中国投资企业在非洲矿产、农业和建筑领域投资合作过程中，因工资待遇低引发与当地工人的劳资冲突、破坏当地环境等个别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但西方跨国公司在此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评价既有对西方鼓吹的“新殖民主义”言论的批判，又不回避少数中企走进非洲存在的问题。如此正反两面言说中非关系的故事可能与非洲受众的储存故事更具相似性，也更具说服力。这正契合了克里斯·里德奥特（Christopher Rideout）提出的叙事对应性（narrative correspondence），该概念指代受众会将叙事与已知的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故事进行判断对比，如果接收的叙事与其储存故事存在相似性，与已有的知识不冲突，那么故事会被接受就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对应性往往并不是基于真实现实的实证评估，更多是被建构起来的。

　　上述理论对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也有一定启示意义，启发其应基于中非交往的现实进行更加全面的叙事。一方面，在中国对非传播中，应大力宣介中非合作所取得的务实成果和中非关系的平等性，向非洲民众展示中国走进非洲对于中非双方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方在中非关系的叙事中也应囊括中非交往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如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文交流出现的短板和困难等，并向非洲朋友展示中非携手应对这些挑战的信心与方案。这一基于中非现实的叙事，不但具有叙事理性所需要的真实性，能够全面反映中非关系的全貌，而且与非洲受众具有更好的叙事对应性，更加契合非洲媒体和民众对于负面叙事的偏好，借此有望能更好应对西方媒体发起的“叙事之战”与摆脱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困境”。非洲传媒学者鲍勃·维科萨（Bob Wekesa）的观点可能正是一种印证：“对于我个人而言，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对抗性更强的西方媒体和建设性更强的中国媒体同时存在于非洲大陆……已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西方和中国媒体正在相互产生影响。最终，这将会对非洲及非洲媒体产生好的效应。”

　　（二）构建基于价值的共同叙事

　　叙事内部的文本大厦存在着价值结构，它隐含了故事所蕴含的信念和行为在道义上是否正确，代表了不同故事讲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在叙事交流进程中，故事的讲述者只有向受众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共享社会价值和故事伦理，保有相同的社会道德秩序想象，才能使之接受叙事内容。同样，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应超越文本这个层次，转向如何从更深层的价值观层面进行突破，换言之，对中非关系的言说不能仅局限于中国这个主体，而是要从中非互为主体、从中非的共同价值出发来理解双方关系，从而实现一种以非洲为主体、为对象和为场景的中国表述。

　　从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叙事可以观测，其夸大了中非交往中的竞争性与冲突性，为维护固有利益鼓噪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中国债务陷阱论”等一系列负面言论，彰显了“二元对立”“文明冲突”等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取向。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及其内涵的价值观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过多关注竞争、冲突、矛盾而忽略了世界的关联性与互惠性，将高高在上的“自我”与失语的中非两个“他者”明显地对立起来，未能真实反映当前中非关系的现实，也无助于解决其所提出的各类问题，维护这一叙事将愈加困难。因此，超越西方的“二元对立”体系、走向中非价值共享的共同叙事就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紧迫任务。

　　共同叙事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有助于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建构起中非的“叙事共同体”。中国追求的是中非共同发展，给非洲带去发展机遇而不是控制和压迫，这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彰显中非共同叙事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中非共通互融的叙事道义高峰。这是一种从“我们”思维出发的更为高级的至善性价值取向，打通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膜，追求的是中非乃至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价值为指引，中国对非传播的共同叙事，不仅要呈现中非深厚的传统友谊、唤醒共同的集体记忆，还要呈现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现实与务实成果，批驳西方负面叙事的不实言论，更要呈现中非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讲好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故事。此外，这一叙事共同体的更深层逻辑是要从非洲出发来看待和反向建构“我们”，中国对非传播应以“非洲之需”为主线，创新治国理政、脱贫攻坚、经济发展、安全治理等话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与治理经验交流互鉴，真正助力非洲发展，从而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的相融相通。

　　（三）开创基于互动的数字叙事

　　在遵循叙事理性与符合叙事价值之外，新技术也应纳入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考量之中。面对国际传播中的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应适应这一趋势进行创新，将传统媒体以文本为中心的叙事与当前以互动性、参与性、沉浸性为特征的数字叙事结合起来，探索设计不同叙事联动的叙事范式。在很多情况下，数字叙事和交互叙事有着相似的指涉对象，但数字叙事不仅代表一个个完整的交互作品，其有着区别于传统叙事的诸多层次。哈特穆特·霍伊尼采（Hartmut Koenitz）将数字叙事划分为3个层次：“系统”“过程”与“产出”，数字叙事作品是这3个层次的综合。“系统”指的是生产数字工件（digital artifact）的软件或硬件，其程序本性表明数字叙事一个“反应性”和“生成性”的系统，只要用户进入这个系统，那就蕴含着“潜在叙事”，“过程”就开始了；“过程”主要是指用户的交互环节；“产出”则是最后的文本层，是一种具象化的叙事，具象化是指不同的用户针对同一“系统”或者“源头”经由参与而产出不同的叙事。可见，数字叙事既强调技术属性，也重点关注交互属性，这些属性为打通传受中非双方的认知空间、推动双方的交流互动与叙事生成、讲好中非合作的故事提供了新思路。

　　一方面，赋予传统媒体以更多的数字叙事思维。鉴于广播、电视仍然是非洲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对非传播过程中，要加大对这两大媒介的渠道建设和叙事内容改造，要赋予传统媒体以更多的数字叙事内涵，促使其内容更加生动活泼、易被接收。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不但要利用好已有的对非广播媒体，制作出一批简短、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广播节目，让中非友好的故事得以覆盖更为广阔的非洲农村地区，还要利用好电视媒介，译制播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电视剧和纪录片，让更多非洲民众看到新时代的中国与中非交往场景。此外，中国对非传播媒体要利用好已有的新媒体平台，包括中华网、“我爱非洲”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频道、新华手机报、中国日报网非洲子网等，围绕非洲民众感兴趣的内容制作生动活泼的短视频、音频节目、短纪录片、直播节目等，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分享给非洲的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借力数字叙事推进中非民间叙事主体互动。社交媒体的整体氛围是平等对话，且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及时性。作为“兄弟”“朋友”“伙伴”的中非双方都渴望相互了解，依托社交平台，中国对非传播有望开展社交式、互动式、讨论式的故事讲述，增进双方对彼此文明、历史、文化、制度等全方位的认识，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从而使得中国媒体的对非叙事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真正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中国对非传播还是以官方媒体为主，而借力数字叙事可以调动中国最广大的民间叙事主体，社交媒体上的每一位乐于表达、积极自信、对中非关系怀有兴趣的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他们使用文字、图像、音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实现对中非关系叙事的多样化讲述，这些“个性化叙事”更加真实立体，并且有望实现网络虚拟空间的讲述者与受众的交互，将中非民众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结语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跳出有关中非关系的西方叙事窠臼与中国传统叙事限制，推动中国对非传播的本土叙事转向中非共同叙事乃至涵盖更多非洲叙事，从而实现在新的起点上，言说好“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如何再出发”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要实现这一转向，不仅依赖于叙事范式的具体路径创新，更依赖于思维与观念的转向，需要从更为宏大的层面去理解这一问题，以文明观、系统观、大历史观等观念为指导去把握中非关系，进而推动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构建。

　　第一，从文明交流互鉴高度来看待中国对非传播。习近平主席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最后一个就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表明中国已从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看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传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而是强调交往的价值。同理，从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观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不仅超越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讲好中国故事”，更是对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对非搞宣传、意识形态输入等言论的有力回击，其关注的是中非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非人民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的交流共享，真正彰显了一种内蕴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等特性的新传播观，在此意义上探寻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才谓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第二，从普遍性向度阐明中国叙事的非洲融通性。中国叙事虽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特征，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中国叙事也包含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诸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基于现代性这一全球普遍性问题而给出的中国方案，该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普遍意义。同样，发展也是非洲最亟待解决的问题，非洲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而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思路，有助于非洲国家破解发展难题。因此，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需要从整体系统观、普遍性的角度来阐明中国叙事的非洲融通性，从而实现从中国叙事到中非共同叙事、非洲叙事的转换，摆脱单一中国叙事的孤立感。

　　第三，以大历史观来看待中非关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历史观具有贯通社会系统的总体性特点，它以社会历史整体和历史的整体化运动为观照对象，以过去、现在、未来的链接为时间维度，以探究社会规律、历史规律为着力重点。同样，中非关系也应被置于大历史观下来考察，中非关系涵盖相融而相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3个维度。如果不理解同呼吸、共命运的中非深厚历史友谊，就很难理解今天中非的密切往来，更难展望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这就要求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也应是包含中非交往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叙事，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只有在中非交往历史的长时代、全球风云变幻的宽视野中考察中非关系，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非关系从哪里来、现在走到了哪里、又将走向哪里，才能做到不短视、不偏视、不浅视，而在这一逻辑下构建与之因应的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才有可能反映全面的中非关系，真正提升中国对非传播的效能。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