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的研究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载的学术责任和职责。很多情况下，这项工作与民族主义无关，而与和平主义和家国情怀有关。即便是在国际主义盛行的年代，知识分子也无法抛弃爱国主义情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指引正义力量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也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中国古代的事例也表明，人们对家园的守护甚至为之献身，与他们心中对“大同”伟业的向往并不冲突。而近现代以来，更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着力学术戍边，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可歌可泣。因此，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学术戍边工作，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区域国别学研究者们的长期任务和光荣使命。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学术戍边；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思想史、东亚国际关系史。

　　2021年12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一级学科被增列到《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法学、文学和历史学之所以被建议可授予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因为这三个与区域国别学关系最密切的研究领域遇到的问题最多，整合的呼声也最高。换言之，由于人们早已困顿于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历史各自为战甚至单打独斗的“摸象”式研究，也十分渴求真正的立体研究所亟需的体制性保障。于是，学术自身的学理前提和内政外交的法理要求显然需要国家政策的回应；而“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问世，也再度验证了马克思的论断，即“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才会产生”，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然而，当我们按落云头时，发现区域国别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已开始拷问研究者的基础研究深度和应用研究水准，即所谓的“学术戍边”问题。

　　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的研究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载的学术责任和职责。这种责任和担当集中发生在欧洲国际法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和民族国家中，却又不完全取决于国际法的他律式规定。很多情况下，这项工作其实与民族主义无关，更没必要就此形成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觉，而与和平主义和家国情怀有关。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日益凸显周边区域史研究的情况下，发挥学术工作的戍边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有关中国世界史学科分布特色的区域调研显示，位处中国边疆地区的大专院校及相关学术机构，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国别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特色，诸如东北地区的日本、朝鲜半岛史和俄罗斯远东史研究，东南与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史和南亚史研究，西北地区的中亚史与中东史研究等。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同时讨论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问题。国际主义是指倡导和支持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而开展更广泛经济政治合作的跨境指导原则。这无疑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最美好目标。因此，曾几何时，一批以解放全人类为天职的志士仁人脱离民族，不要国籍，甚至无法顾及家庭和亲情。他们的奋斗，在人类发展进步史上留下了一页页绚烂卓绝的篇章，可钦可敬。然而，也有另一类难以被否认的现象客观存在着。英国作家和社会评论家、左翼学者乔治·奥威尔曾以反对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任何对外战争而著称。但是，当英国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首战失利后，奥威尔竟一改初衷，挺身出阵，在面对践踏祖国的希特勒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理由是：“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My Country Right or Left，1940）学界耳熟能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想象的共同体》一书，通过对“国际主义信奉国之间也会兵戎相见”一这论断进行分析，才使这部风靡全球的著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另一层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参照系。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还显示，在一战前的半个世纪里，无论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国际主义者；而一战爆发，也立刻证明了国际主义者的主张“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霍布斯鲍姆注意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左派用以抵制纳粹德国的诉求……同时包括大众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普遍对社会革新与革命的期待”。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逐渐丢掉‘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传统，这个传统曾彻底扬弃任何爱国主义，认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玩意儿”。结果，“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国际主义”，尽管“反帝国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国际团结的表现，而是一种与他们切身相关的诉求”，但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却在英国选战中败下阵来，表明1945年大选所传递出来的人民意志，是无法被挑战的民族主义。在上述两场拯救各国和民族命运的世界大战背后，知识分子所起的护国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还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克敌制胜的原理。无论如何，红旗与国旗的同时飘扬，在那个时代都受到了普遍欢迎。

　　有一种观点不一定是对的，即民族主义（这里主要指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发生要早于民族本身。也许相反，人们对家园的守护甚至为之献身的冲动，缘于世居某地的人对该地或父母之邦的天然情感和深沉的爱。在东周时期，知识分子对家国的保卫几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子贡为抵御齐国挺身而出，也只是因为孔子的一句话：“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然而，这种家国情怀，似乎并没有妨碍孔子及其门弟子追求他们心中的崇高理想——“大同”伟业（《礼记·礼运》）。

　　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它方便人们理解为什么东汉的班超要“投笔从戎”，唐朝会出现像高适、岑参、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等一大批边塞诗人，以及南宋的朱熹主张通过《通鉴纲目》等学术利器来整顿“华夷秩序”，去收拾“旧山河”。近代以来，潜藏于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政治，曾一度使中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遭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沈垚、张穆、龚自珍等知识分子通过融接中西国际法理的学术工作，纷纷投身于边疆事务，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并上疏安西北策，视新疆为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龚自珍全集》第一辑、第五辑）。甲午战争前后，屡遭倭祸，割地赔款，“四万万人齐下泪，举国何处是神州”。康有为和千千万万举子们不顾个人前途甚至身家安危而共同发起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在唤起中国人近代化改革意识的同时，将新学新政的导入视为解决内忧外患和边疆主权问题的首要选项，并为后来的“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立下了首功。然而与前贤无异，他们的领土主权意识，似同样没有妨碍其宇宙关怀和天下主义（《大同书》）。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关于中朝边境的“间岛”交涉问题。1907年，宋教仁来到东三省，发现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于是，他发挥了其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6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在《间岛问题》中，宋教仁首先厘清了所谓“间岛”的领土主权问题。他通过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朝方文献，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宋教仁只“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宋渔父先生传略》）

　　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学术戍边工作并未成为日后中国涉外纠纷时可供效法的恒例。对此，《禹贡》杂志主编冯家升先生曾大为感慨：“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满是扩张领土的野心，在国际上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而当时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禹贡》）他所说的国际联盟一事，指的是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霸占东三省事件的“国联”干预行动。在这一干预下，日本吞并东北的法理前提已被取消。

　　数年前，在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单方面挑起的“南海问题仲裁案”中，中国的研究队伍已表现出史上罕有的成熟度和学术制胜力。然而，当谈及中国能最终实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前提时，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的发言，即南海问题其实与“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密不可分。首先，中国自古形成的“一”的观念，在国疆既有的“大一统”事实面前，早已凝结为不须讨论的哲学。中共中央表达了这一哲学及其国家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中国自古已有的“协和万邦”理念，即今天所谓的国际主义传统，仍适合于当下的国际事务而远未过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世界性表达，而该表达能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则精准地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人类生存之道和全球价值。这意味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学术戍边工作，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区域国别学研究者们的长期任务和光荣使命。（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