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中国发展命运的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上存在三种倾向：在“古”的问题上，要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要么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在“今”的问题上，要么厚古薄今，要么厚今薄古；在“中西”问题上，要么妄自菲薄，全盘西化，要么狂妄自大，全盘否定西方。

　　这些倾向涉及“古今中西之争”。

　　从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谱系，二者的较量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较量，从根本上也是争夺“主体性”的较量。一定意义上，一切之争大都是“主体性”之争，都是围绕“主体性”而展开的。当前，“古今中西之争”或意识形态之争，总体上可归结为这两种理论体系之争，都可以在这两种理论体系之争中加以定义和理解。研究这两种理论体系，便构成了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的具有总体性、标识性的前沿问题。把这两种理论体系及其实质搞清楚了，其他关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容易搞清楚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石，而新时代我们提出并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恰是解构西方中心论的一把利剑。

　　西方中心论把“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理性尺度”“普世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和“一元哲学”作为核心要素，其中蕴含着野蛮的基因和逻辑，必然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他人性”“团结奋斗”“人民至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为五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多样哲学”为核心要素，既能破除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解构西方中心论，也确立了我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使我们掌握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话语权，又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过去的现代化在中国转向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使“世界失我”经由“世界有我”再到“世界向我”，从而使我们党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文化领导权，对21世纪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在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乃至西方，在21世纪，西方文明因其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分”“主客对立”，它强调的是客随主便、主统治客，这就必然导致世界的对立、冲突和分裂，使整个世界陷入困境。西方文明开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良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因而21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会逐渐向东方中国转移。

　　这里所讲的“文化主体性”，包括“合”—“体”—“立”—“破”—“用”—“权”六大要素。合，就是“两个结合”；体，就是魂脉和根脉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立，就是立足中国大地，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破，就是用新的文化生命体破除“西方中心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用，就是明体达用，以体达实践之用和理论之用；权，就是掌握话语权、主导权、领导权，拥有思想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

　　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是刀枪，二是思想，但归根到底，刀枪总是要被思想战胜的。新时代，我们已经拥有思想力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思想力量、文化力量最终要靠它引领伟大实践且取得巨大成效而彰显出来，只有思想和文化而没有实践成效，人民群众是感受不到思想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精辟论断，“感受到”是经典之语。因它表达的是“存在”和“实在”，是存在感和获得感，是思想理论的实践效果。那种只喊出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在行动上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是难以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实在就是被感受”。因此，我们要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切切实实落实到行动上，让文化人成为文明人，使文化人向文明人提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作者系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