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与美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从唇枪舌剑到军事对峙再到公开发生军事冲突，伊美之间的对立成为中东动荡的重要因素，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伊美对抗关系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伊朗的视角看，是由其社会的历史、思想、政治、现实和外交等因素共同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因素——伊朗亲美君主政权的独裁统治引发民众反美情绪。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实施的政变推翻了致力于伊朗民族主义事业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扶植起亲美的巴列维独裁政权。美国之手从幕后伸至台前，干涉伊朗内政，打破了伊朗政治独立发展的进程。伊朗民众将压迫他们的政权与美国画等号——“美国政府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为伊朗人民的反美倾向铺平了道路”。因此，1953年政变既是此后伊美两国长达20余年稳定关系的契机，也是产生伊朗反美主义及两国敌对关系的历史根源。

　　二、思想因素——霍梅尼主义奠定了伊朗反美及与美国对抗的基调。霍梅尼主义是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关于宗教、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综合体，是伊朗历史与现实、本土主义与外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霍梅尼主义包含了伊斯兰共和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在宗教基础上改变国家制度的一种努力，也包括并依赖于一场超越民族斗争的冲突，包括与美国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三、政治因素——伊朗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与西方体制的尖锐对立。伊朗于伊斯兰革命后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宗教力量在伊朗政治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伊朗的内政外交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为反美主义赋予制度上的合理性。宗教力量尤其是强硬的保守派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抵制任何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政策。宗教力量强烈的反美情绪以及在政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确立了新政权的反美方向，而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及与美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则为反美主义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从而加剧了伊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立。

　　四、现实因素——美国对伊朗的敌视与遏制加剧了伊美对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不断对其施压。美国一直不承认伊朗新政权，并试图颠覆之；美国将经济和军事制裁作为打压伊朗政权的重要手段，对伊朗长期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制裁不断加码，一直持续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起，伊朗长期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敌视与遏制激发了伊朗民众的反美情绪，也增强了强硬派在政府中的影响力。美国妖魔化伊朗、实施制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挑衅性外交行为不仅没让伊朗屈服，反而加剧了伊朗与美国的对抗。

　　五、地区霸权因素——伊朗地区强国政策与美国中东霸权政策的冲突。革命后的伊朗继承了巴列维王朝的地区大国梦想，并显示出具有更大的雄心——不仅要成为中东的领袖，而且要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为了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并抵制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打压，伊朗积极输出革命，试图建立伊朗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中东的霸权，不断对中东进行军事干预，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增加了伊朗的不安全感。在伊朗看来，美国对中东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是企图制衡伊朗的重要一步，是伊朗实现地区大国梦想道路上的绊脚石。美国的中东政策使美伊两国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反美主义成了伊朗外交的自然选择。

　　六、地区动荡因素——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在地区霸权的对峙中，阿以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也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视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己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同时推行坚定的反以政策。伊朗不承认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根源，是美国主导中东局势、遏制伊朗的忠实打手。伊朗反对美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指责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因而提出了“反以即反美”的主张。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