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从对历史上感官、感知和情感的追溯，到对感情和激情的描述，都可被归为情感史范畴。除了历史人类学之外，情感史又有向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靠拢的趋势。法国的情感史研究主要因袭两大传统：一是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历史心理学”“心理史” “情感史”或“感官史”的研究，这一取向在60年代开始重新受到乔治·杜比和罗贝尔·芒德鲁等史学家的重视，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下散发出新的活力。二是德国历史学家诺尔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所开启的路径。这一路径延续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三重传统，融入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工具。总之，在费弗尔和埃利亚斯的启发下，法国的情感史研究经过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当今学界令人瞩目的一支学术力量。

　　在法国，情感史的前身是感觉史。这一术语是费弗尔在《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费弗尔在文中梳理了感觉（sensibilité）一词的词源并为之定义：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关系。只产生于某个特定环境之中，常常源自一个让人触动的事件，或者至少是以严重性或暴力性震撼个人的事件。他在1942年出版的《16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再一次提出了历史上的感觉这一命题，他认为了解古代人的感觉才是认识古代法国最真实和最深入的方式。“感觉”（sentir）是这个世纪的特征，营造了一种当时人的生存方式所依存的神秘气氛。而感官正是感觉的一部分，更倾向于人类学。费弗尔对于感觉史最初的设想，成为后来渐具规模的情感史研究的滥觞。

　　1941年费弗尔在《年鉴》发表论文《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他认为人的感觉包括情感，情感会将参与者联系起来，继而延伸至发起者和追随者，从而形成人际激励机制。由于各人反应和感觉不一，这一机制随着不同条件和形势变化而变化。由于情感是一种由个人向集体、制度和机构渗透的机制，在情感的爬梳中引入结构主义成为可能。费弗尔提倡一种混合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概念、布罗代尔和瓦隆的集体心理学、列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态研究、西米昂针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阿勒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历史心理学。此外，费弗尔在《封建社会》一书的书评中，批评布洛赫忽视个体和个体心理。一言以蔽之，费弗尔推崇一种兼顾个体和集体的，强调以心态角度来切入的史学。

　　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学者阿里埃斯出版了《法国人口史和法国人的生活态度》和《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国人口运动异于别国的特质。1962年，科尔班提交博士论文题目的同一时期，芒德鲁的《近代法国史引论》出版，杜比也发表了关于心态史研究范式的论文，同时，受法德学术传统影响的杜普隆将人类学、社会学、集体心理学和哲学融入史学研究，形成了一种带有今日情感史色彩的独特范式。但是，当时法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尚无相关专业的教席或团队。

　　20世纪70年代，布罗代尔构建的结构主义在学界流行。虽然布罗代尔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1985年去世，一直明确反对心态史的研究，但是，他未能阻止在计量史和系列史之外，一种趋近于社会心理学的心态史的兴起。在这一趋势下，情感史得到了滋养。阿里埃斯、杜比、勒高夫、杜普隆等学者在心态史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展开对情感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福柯的《性史》震撼了法国史学界，将心态史置于话语、权力功能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这一时期，法国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埃利亚斯的作品。法尔治认为埃利亚斯对于历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理论代表一种模型建构，一种足够流畅、机动并不断运动的体系，这一特性使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一些更坚固、更具结构性的理论如结构主义或其他理论。由此可见，法国情感史研究亟须借助新的理论手段打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埃利亚斯构建的体系为法国的情感史研究注入活力。

　　时至90年代，科尔班的感官史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创新性地将历史上的感官（情感）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爬梳，这一取向引人注目。在德国学者帕·聚斯金德小说《香水》大获成功后，科尔班领衔的，汇集了费弗尔、福柯以及德国哲学和心理学流派的情感史研究影响力大增，关于感知、情感和享受系统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

　　科尔班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他在感官史方面的兴趣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科尔班选取嗅觉，是因为这是人类感官中最私密的一种，相对于听觉和视觉，梳理嗅觉的变迁更能辨别那些直接对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事物或现象（如权力）。由于他在撰写《婚礼上的女孩》过程中发现关于嗅觉的描述和话语频繁出现于历史文献中，该书问世后，他开始筹划一本专门探讨嗅觉历史的专著。实际上，“在所有感官系统中，嗅觉通常最不被社会认同，在所有感官中最单一、最难以形容。由于嗅觉难以被明确勾勒，群体又对其讳莫如深，有关嗅觉的回忆遇到的阻力最大。不过一旦阻力被克服，针对嗅觉的讨论可直入个人的隐私”。通过对这种“深入灵魂”的感官的研讨，史学家对于个体的认知可上升至生理的高度。就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被界定，学者们致力于考察历史上观察、倾听、触摸、闻和品尝的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描述“某个时代社会中的结构，无论是否被体验”。

　　除了科尔班对感官史的突破外，情感史的分支——身体史研究也在福柯的启发下开始被学界重视。法尔治长期关注女性的历史，将女性视为相对于男性而言一个更为脆弱的群体，同时也是在历史中被埋没的群体，她们的暴力行径不为世人所知。她通过挖掘女性在家暴、刑事罪行和轻罪中的表现，梳理了18世纪法国女性的暴力行为及其呈现的情感模式。法尔治还通过18世纪司法档案，尤其是警察对公众散步行为的监控记录，构建了时人与身体有关的行为和态度，对感觉的认知和情感。她试图吸引学术界关注处于情感的痛苦和宣泄中的社会行为和情感（gestuel et sensoriel）。另一位历史学家维嘉雷洛探讨了16—20世纪人的外部和内部感官的对立，身体不再只是感知外部世界，也逐渐向内部世界探寻，身体不再完全与灵魂或自我对立。从“我思故我在”转变为“我感知故我在”（Je sens donc je suis），人们开始以放松、冥想等方式来感知自我。

　　2007年起，科尔班以纯粹的文本研究来探索情感系统的进化。他采用文学作品去爬梳情感史的流变，运用诗歌、小说和日记等材料再现历史上人的情感。他关注的对象由乡村社会转向了城市，研究中加入了语言学方法，并带着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研究旨趣脱离了经济社会史的叙事范式，单从文化的角度描绘情感的进化过程。

　　在科尔班的表率之下，情感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新进学者对战争情感的研究取得进展，通过对一战和二战期间士兵葬礼和宗教狂热现象的观察，探讨好战者之间敌对和仇视的情感。也有学者别出心裁地对色彩引起的情感进行追溯，梳理中世纪的人对蓝色、红色等色调引发的情感共鸣。还有一些微观史的尝试，马祖勒尔近年来的研究围绕1828年纽伦堡与世隔绝的年轻人卡斯帕尔·奥赛展开。他被人从襁褓里扔进黑暗地牢中生活了15年，与人类社会隔离，但他感官出奇的敏锐，在融入社会的艰难过程中产生了复杂情感。奥赛的个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工具进行交叉研究的完美案例。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法国史学界，情感史仍处于边缘地位，主要是因为该领域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本质仍未被清晰界定。情感史的写作一直给人一种成见，即这一领域是费弗尔史学和年鉴学派心态史的延续。但实质上，这一分支已经开始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等领域交融，并借鉴了以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德国思想界的精髓。抑或是由于兼容并包，这一领域的历史学色彩正在被稀释，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因此，近年来，科尔班、库尔廷、维嘉雷洛、马祖勒尔、德鲁尔莫兹和格朗热等情感史学者纷纷撰文，尝试对情感史研究进行更具体的界定并回应学界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