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约1225—1294）出生于元朝大都（今北京）一个信奉聂思脱里教的畏兀尔家庭，他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是最早游历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人。列班·扫马的西行不仅是中西交通史上的盛事，对欧亚外交和中西文化交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他被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

　　“逆向的马可·波罗”

　　1275年左右，扫马从元大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内蒙古和宁夏。他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塔里木盆地，翻越昆仑山脉，经新疆和中亚诸国抵达巴格达，在伊利汗国停留数年后又奉命出使拜占庭、意大利、法国等国，其西行路线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来华路线刚好相反，但扫马的知名度远不及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在中国家喻户晓，列班·扫马却鲜为人知，有些文献中偶有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事实上，扫马觐见过罗马教皇和英法国王，对欧亚外交和中西交流的影响不容小觑。如果说马可·波罗实现的是13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之行，那么列班·扫马实现的则是中国人的欧洲之行。由于两人的行程方向恰好相反，因此扫马被称为“逆向的马可·波罗”。

　　199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1941—）的《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扫马及中西的首次旅程》（Voyager from Xanadu:Rabban 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West）一书，对扫马的西行进行翔实的描述。罗沙比是“美国蒙元史学界权威学者”，其经典成名作《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Khubilai Khan:His Life and Times）在欧美学界影响巨大，被列为亚洲史课程必读参考书。撰写该书时，罗沙比在散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列班·扫马的只言片语。扫马曾用波斯文描述自己的西行历程，可惜原稿已佚，仅存叙利亚语节译本。罗沙比根据这一节译本，并结合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史料，生动再现了“逆向的马可·波罗”之旅。

　　“中国古代旅欧第一人”

　　扫马之所以在中西交往史上意义重大，不仅因为他一路辗转从元大都到达了西亚，更因为他作为西亚伊利汗国的使者出访欧洲的传奇经历，因此被称为“中国古代旅欧第一人”。

　　作为一个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扫马和他的弟子兼好友马忽思（Rabban Markos，又称麻古思、马克，1245—1317）决定一起西行前往耶路撒冷。两人的启程日期不详，据罗沙比所述，不会晚于1278年，因为1279年底两人已抵达波斯（今伊朗）。罗沙比认为，扫马是在1275年马可·波罗抵达大都后出发的。

　　两人西行的第一站是马忽思的故乡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之后沿着黄河前行，翻越阿拉善山脉，一路到达宁夏。扫马二人沿着丝路，穿过危机四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越过昆仑山脉，辗转抵达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和田。从宁夏到和田，历时两个月。继续行走15天后，两人到达新疆西部的喀什葛尔，一路迂回躲避土匪和游兵，几周后来到哈萨克西北部的怛逻斯（Talas，今江布尔城），并继续向西北行进，抵达波斯的东北部和阿富汗的部分区域。这一段路程尤其艰辛，两人几经濒死，终于到达伊利汗国。短暂停留后，他们穿越无人区，到达途思（Tūs），再前往巴格达。

　　之后，两人本来打算继续前往谷儿只（今格鲁吉亚），但由于伊利汗国正与钦察汗国交战，而耶路撒冷被钦察汗国的盟友马穆鲁克（Mamlūks）所控，两人选择回到伊利汗国。1280年底，扫马二人来到伊利汗国的蔑剌哈城（Marāgha，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等待时机前往耶路撒冷。此时元朝的忽必烈与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战争正烈，取道回故土的想法又过于危险，所以两人只能继续留在伊利汗国。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期望联合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和罗马教廷攻打耶路撒冷。扫马是元朝的使节，精通突厥语、汉语和波斯语，又通晓叙利亚语和意大利语，是出使罗马教廷及欧洲的不二人选。1287年初，扫马奉阿鲁浑之命，从伊利汗国出发，相继前往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罗马、热那亚等地，同年8月抵达法国，并受到热烈欢迎。9月底，他到达巴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以同辈的身份接见了他。1287年10月中旬，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正在波尔多的驻地巡视，扫马抵达波尔多后受到了爱德华一世的隆重招待。

　　1288年3月1日，尼古拉四世成为罗马教皇，邀请扫马赴罗马觐见。经过两周的旅程，扫马抵达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招待。

　　根据罗沙比的猜测，扫马应该是在1288年4月初离开罗马，同年9月底回到伊利汗国，并受到阿鲁浑的嘉奖。1294年1月，扫马在伊利汗国病故，再也没能回归故土。可能正是因为西行后一直漂泊在外，且当时的通信不够发达，扫马的传奇之旅才被国人忽视和遗忘。近6个世纪后，扫马西行的叙利亚语节译本重见天日，这位逆向探索西方世界的“中国的马可·波罗”于是受到学界的关注。

　　“欧亚史上最重要的

　　外交活动之一”

　　扫马沿着丝绸之路行进约11200公里，穿过中东的主要城市，抵达意大利和法国，是“历史上走得最远的官方使者”之一。他的欧洲之行建立了中国与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的联系，并向欧洲透露了交好之心，从而架起了欧亚外交的桥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

　　在《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扫马及中西的首次旅程》一书中，罗沙比通过珍贵的图像图画资料，并结合大量的注释，用浅显平实的语言生动再现了扫马的西行历程，在为忽必烈和蒙古与欧亚的联系提供证据的同时，使学界重新发现了这位“中国的马可·波罗”。“罗沙比凭借自身精通多种语言和对中西历史的了解，对列班·扫马和马克西行中发生的事实进行了具体考证，可谓内容夯实，是至今研究二人的学术著作中最有分量的一本。”

　　罗沙比认为扫马的西行是“欧亚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之一”。在他看来，扫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也是有天赋的语言学家，更是娴熟的外交官和谈判专家。在罗沙比的推动下，扫马的历史地位逐渐得到肯定，认为他的西行“是古代中西交往的重要事件”，“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14世纪的历史也表明，大量的外国使节、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中西交流空前活跃和繁荣，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也日益丰富。扫马可被视为13世纪“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他“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世界与中国有机会透过窗户彼此端详”，极大促进了中西方的交流。因为扫马的西行，蒙古人的形象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大为改观，中西交流和融合的大浪潮汹涌而至，中西交流的新纪元随之开启。在促进欧亚外交和中西交流上，马可·波罗名扬天下，列班·扫马同样也意义重大，无愧于“逆向的马可·波罗”和“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