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2年11月2日至2023年1月4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邀请8位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国际学者举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系列讲座，主讲人为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术领域上知名的国际学者。在第五讲、第六讲和第七期讲中专家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人民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等主题展开探讨和交流。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在主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讲座中，国际知名黑格尔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专家、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系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e）教授认为，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宽特首先介绍了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语境，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对马克思影响深远，它奠定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历史哲学发展逻辑。其次，宽特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历史哲学，认为要规避逻辑—历史等同和以单一经验科学代替哲学理论建构的两种解读方式，要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转化使用以及其历史哲学构想中始终存在的哲学人类学基础。

第五讲主讲人 米夏埃尔·宽特

　　讲座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陈浩和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龙霞副教授先后进行评议。陈浩在概括报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别就主客观异化的关系和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进行提问。宽特回应认为，主客观异化都是异化总体的部分，必须同时扬弃两者。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差异在于，马克思以哲学人类学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龙霞肯定宽特鲜明的历史哲学视角和宏阔的思想史视野，指出澄清马克思历史哲学，必须处理其与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如何在反对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同时改造其辩证法根基。宽特进一步补充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区分，指出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始终变化的，是面向未来而尚待展开实现的。

　　霍布斯与卢梭的人民理论对比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人类学和电影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教授对比了霍布斯和卢梭的人民理论。哈里斯开宗明义地指出，讲座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把大众（multitude）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可以被称为人民（the people）？为什么说人民有一个单一的意志并且可以进行集体行动？由此展开了霍布斯和卢梭对问题的两种回答。哈里斯认为，霍布斯的解决方式奠基于代表的概念，卢梭的解决方案的关键则在于人民的意志；前者反对国王和人民分立的“政治二元论”，后者则以“政治二元论”为基础。哈里斯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卢梭和霍布斯在“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个古老问题上共享了一种中立性。结合当代政治，他揭示了一种卢梭式的民粹主义，并认为在霍布斯的人民理论中，多重性和异质性被接受为生活的基本事实，或许更切近民主。

第六讲主讲人 哈里斯教授

　　中山大学哲学系汪炜副教授首先指出哈里斯通过比较霍布斯和卢梭的人民理论重思了民主的本质和价值，接着探讨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汪炜认为，卢梭关切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集体意志主体（真实抑或虚构），而在于哪些条件使众人意志的“一般化”成为可能，“公民可能变回人”的问题并不构成卢梭的“恐惧”。汪炜特别指出，特殊意志的一般化是政治体始终面对的课题，“公民”不是一种被给予的身份/同一性，更是由其精神、感受和行动方式所造就的文化存在。哈里斯肯定汪炜提醒他去思考公共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坚持卢梭对立法者形象的引入存在循环论证，预设了人民的存在。

　　创造性劳动的测量与管理

　　布里斯托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哈利·皮茨（Harry Pitts）通过分析创造性产业中的价值斗争与计费工时来探讨创造性劳动的测量与管理。皮茨基于对英国和荷兰的10家平面、品牌和战略设计机构雇员的33次采访对非物质劳动的测量和管理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传统的管理和测量形式在创造性产业中持续生效，借助工时系统，这些机构在工作场所内外将劳动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计费工时如同泰勒主义工厂中测量的“综合计时”，通过遵循由货币需求确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虚构计时规范来对劳动起中介作用。当代测量和估值机制所产生的各种显而易见的经济客观性，成为工人对其工作报酬和工作条件进行证明与谈判的基础。

第七讲主讲人 哈利·皮茨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奕山副教授和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光玉讲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陈奕山提出，决定工人组织和安排劳动时间的是利润而非工人自发产生的“直接社会化”，但只要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作为前提存在，计量劳动就不成问题，因为资本所有者不愿对劳动时间投入的边际产出进行客观的估算。李光玉指出计费工时具有三层含义，即计费工时可以组织和管理创造性劳动、具有社会化的中介性质、提供创造性劳动的测量标准。皮茨在回应中指出，只要企业确保劳动遵循普遍的社会必要性标准，把社会必要标准运用到生产领域，测量就继续可行。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思静、李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