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7日-18日、9月24日-25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的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专家学者在论坛上讨论的问题领域广泛，借鉴以往理论资源和反思风险社会理论成为一个热点。

　　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

　　与会学者从不同侧面，梳理了人类思想史中与全球性风险应对有关的内容与议题，发掘了一系列可为今天应对全球性风险参照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尤其是在时代激荡的特殊节点，积累了大量应对社会风险的历史记忆。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论述的“轴心时代”及其关联的欧洲危机和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张广副教授分析的茨威格在流亡中回忆的“昨日世界”，都追问了理性世界和普遍的人类生活之可能。中山大学哲学系李敏睿博士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与1848年欧洲革命的传播范围，并分析了二者差异之缘由，认为应当从两场革命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学会控制全球化的风险。

　　对社会风险的理论反思一直是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中山大学覃万历副研究员认为，苏格拉底重建了知识与实践的关联，但由于他把生产性的技艺知识所包含的“行动—目的”模式及其中的强制性一并挪用以理解建构实践性的伦理知识，最终没有将哲学与实践实质性地贯通起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包大为研究员辨析了霍布斯哲学在后世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延异出的歧义，指出霍布斯预诊了启蒙及其理性带来的主体性的抽象限度与潜在危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以批判概念为主题阐述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认为三者相互补充，可构成批判的循环。东南大学哲学系孙涌庆博士论证了康德哲学中常被忽视的内在追求，即一种超越了以个体性和内在性为特征的主体性伦理而走向相互承认和平等交往的主体间性伦理。辽宁大学哲学院叔贵峰教授分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对资本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与其设想的破解路径，认为它们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启示价值。

　　具体到中国，也不乏面对社会动荡乃至民族生死存亡之局的特殊记忆和经验。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教授回顾了春秋战国社会（天下）动乱和由动乱引发的理论（道术）纷扰的历史，这与今天的全球性风险十分相像。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家和道家介入的启示是，坚持现实理性和价值信仰的统一，保持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兴升讲师探讨了18世纪棉纺织技术革新的实质、条件和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冲击。中山大学哲学系饶琳博士指出，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自鸦片战争后国人看待危机的“内部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历史演变以及东西方关系，促使人们对危机的认识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转变为民族存亡的危机；新的危机理解范式开辟了近代中国以“救亡”为主题的现代启蒙之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则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当代形态的理论自觉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验，以彰显其独特性及贡献。

　　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为应对全球性风险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认识资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成为多位学者关注的焦点。就前者，南昌大学哲学系孙小玲教授指出国家或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不能单纯被视为利益的竞争，而应当被视为深层次道德分歧的结果，并通过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的阐释提出了一个减少破坏性道德分歧的反思与对话的实践理性框架。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文兵教授强调，基于罗尔斯“个人权利路径”的全球正义或世界主义的理论构建无法涵括多元多层主体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后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绍猛副教授指出，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为个体意识的产生给出了一个文化中立的解释，因而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补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判断力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要求主体从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中解放出来，针对具体事实自主作判断；又要求主体在共同体中扩展心智，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象其可能具有的意见，实现一种代表性的综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亮副教授比较了施米特和阿伦特对政治学的反思和重构，并认为他们从政治神学、政治美学、政治哲学等维度，重新赋予政治国家的精神性维度。此外，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谭安奎教授回应了学界近年来对“家”哲学的讨论：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即便可以帮助理解建构性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也无法提供“世代相续”的政治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础；由于家庭属性的变化，家哲学的前景由曾经的希望又变得黯淡了。湖南科技大学肖蓉讲师探讨了当代伦理学视域下的宽恕问题，指出西方当代学界主要从情绪解释、语言解释和美德解释三种立场加以阐释，认为宽恕的主张尽管艰难，但它基于爱的原则，有利于良好生活的建构，超越正义的畿域。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志军教授根据《政治经济学史》阐释了卢森贝对于风险社会中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做出的理论考量。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永康教授分析了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对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纳粹问题和“反犹”倾向的揭露和批判。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剑副教授借雅斯贝尔斯对二战浩劫的反思，强调理性化政治构建的重要性。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盛福刚副教授反思指出，由于“京都学派”的近代史观的内核仍然是文明扩张精神，因而其也是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意识形态利器。

　　风险社会的理论资源与哲学反思

　　为面对当下全球性风险的新特征、新挑战，与会学者认为，有必要对以往的风险理论进行系统的清理与反思。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了全球金融危机研究中形成的以经济为尺度的风险社会观念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要揭示风险社会的本质，必须走出作为概念生成语境的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范式而以“全球问题”为研究范式。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指出，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时代，赵汀阳教授基于“我行故我在”的“天下体系”虽颇具相对贝克等人理论的优胜之处，却似乎避开了如何“行”之的问题，故不妨改造其本体论；而鉴于实践智慧的可行性限制，似应强调“行”的渐进性，舍“天下”而取“春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孝廷教授从“人类世”和科学末世论的相关讨论入手，指出末世是理论事实，文明进步的历程是先进入黑暗期，再走向新的开端。他提出“第二开端”的哲学思想，认为我们需要改变文明的模式，即改变人类自己的行为，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不让理论事实变成观察事实,并对“第一开端”进行系统的科学审视。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梧教授用“长风险时代”重构了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他指出，阿甘本的根本局限在于，将风险或例外状态视为至高权力的设定，而忽视了作为风险策源地的资本逻辑及其结构化的现实展开；在此意义上，漫长的风险、本质性的不确定性才是这个时代和世界的底层逻辑和全部真相。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子骞博士后指出，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聚焦于贫困、饥荒、战争与气候变化等灾难性事件如何以风险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并重塑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却忽视了风险社会本身如何改变了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他认为，风险社会在进行“去风险化”运作时仅仅展现了对确定性的追求并由此反映了“去政治化”的晚期现代性逻辑，而风险社会必然与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特征的政治实践构成对立关系。南京大学哲学系郑作彧教授认为，卢曼的风险理论通过对“风险/危险”的区分回应了当时西德具体的社会情境，并不具有普适意义；他建议将“风险/危险”替换成“风险/意外”，这可能更适合于当前国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徐广垠助理研究员探讨了“风险/危险”与传统的“风险/安全”分析模式的区别及其对从系统内部出发理解现代社会的与风险相伴生的运行模式的助益。此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福生教授比较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高清海的类哲学思想：前者以社会学家的视角界定了风险的基本特征，后者以哲学家的视角提出了面对风险的类哲学的思维方法。

　　根据上述哲学的理论设想和哲学反思，汉语学者完全有能力提出符合当下现实特点的原创性的风险理论。会议召集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介绍了“全球现代社会转型时差说”——社会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受地理关系的影响，各国的转型呈现出显著的时差；他以世界各国现代议会民主制中独裁者解散议会的事件为例，示范分析了英、法、中三国在全球转型时差表上的参差位次以及其中的共性原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杨振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