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Conceivability Imply Possibility? With Some Comments on Modal Epistemology

　　作者简介：刘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叶涛，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96期

　　内容提要：模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性命题的可能性，以及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类知识的必然性”。本文主要考察后克里普克时代可设想性方案的研究进展，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弱模态理性主义以及模态还原主义的理论剖析，重新阐释人类设想行为的约束条件，并对模态的多样性进行简单刻画。

　　关键词：模态知识论/可设想性/可能性/形而上学模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17ZDA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模态和意向性分析的指称问题研究”(17YJC720017)以及“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与全面依法治国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在日常使用及哲学论证中，人们会经常讨论事物或认识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类性质，模态概念正是这些性质在我们思维中的反映。语言中用以表示模态概念的语词或符号我们称之为模态词，比如英语中的“must” “can” “possible”等，中文中的“必然”“可能”和“偶然”等，以及形式语言中分别用来表达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符号“□”和“◇”等。①含有模态词的命题被称为模态命题。而模态知识论(modal epistemology)的基本问题即“我们如何获得关于模态命题的知识”。②一般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可获得可能性的知识；以数学或逻辑推理为依据，可获得必然性的知识。在刑事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勘察，以所获得的证据或线索为依据，可缩小侦查范围，作出诸如“作案人可能是张三或李四”之类的模态判断。以数学或逻辑推理为工具，我们根据“9＞7”为真可以断定“9＞7”必然为真；根据“张三或者是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人”为真，可以断定“张三或者是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人”必然为真。

　　基于事实和推理的模态知识获取方式似乎使得模态知识论问题变得乏味和微不足道，但情况并非如此。人类理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即会超越现实去谈论反事实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也会讨论那些无法确定真假的命题之成立的可能性。除了逻辑和数学的必然性，人们还会尝试着追求一些非推理性的必然性，如物理必然性(physical necessity)与形而上学必然性(metaphysical necessity)等。既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命题成立的可能性？如何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知识的必然性？③考虑下列命题：

　　(1)“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

　　(2)“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是可能的。

　　(3)“人终有一死”是必然的。

　　(4)“水是 ”是必然的。

　　这些命题所表达的分别是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以及通过非逻辑且非数学的推理得到的必然性。众所周知，在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科学哲学领域，上述种类的模态判断成为哲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而模态知识论所着重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获得诸如此类的模态知识，或者说，我们作出这些模态判断的理由或根据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我们如何获得模态知识或真实的模态信念，即模态知识的来源问题。

　　模态知识的来源问题是自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的热门研究话题。休谟认为模态知识来源于可设想性(conceivability)，并构建了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即，命题α若是可设想的，则α是可能的；若α是不可设想，则α是不可能的。④莱布尼兹则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认为一个命题α是可能的，当且仅当至少存在一个可能世界w使得α在w中为真；α是必然的当且仅当α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思想后来得到克里普克的继承和改进，最终发展为可能世界语义学。⑤康德主张模态和理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命题α是必然的，当且仅当α是先验的；α是偶然的，当且仅当α是后验的。在康德看来，“必然性”和“先验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知识的层面，它们的外延是一样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一种先验知识的可靠标志，不可分割地相互从属”⑥。卡尔纳普则认为，概念或语言分析是模态知识的来源。他强调，命题α是分析的，当且仅当α是必然的；α是综合的，当且仅当α是偶然的。⑦

　　随着现代分析哲学的兴起，模态知识论及其相关问题愈来愈受到大家的关注，传统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面临挑战。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对分析和综合的截然二分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并对模态逻辑存在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提出质疑。⑧克里普克偶然先验命题和必然后验命题的提出，打破了康德在先验性和必然性以及后验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连接。⑨特别是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不仅挑战了康德传统，还对自休谟以来的可设想性传统构成了冲击，因为根据后者，有些命题(比如“长庚星不是启明星”)是可设想的，但却是不可能的。亚布鲁称这种现象为“模态误差(modal error)”。自克里普克之后，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之研究主要聚焦于“可设想性是否是获得可能性知识的可靠向导”，或者说，“从一个命题的可设想性能否推出(entail)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特别是人们通过心灵上的设想或想象能否获得形而上学的模态知识。亚布鲁断言，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我们会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模态误差确实存在。冯·因瓦根阐明了亚布鲁的怀疑立场，并用实际行动“证明”，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上，他也是一个模态怀疑主义者。查尔莫斯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可设想性和可能性，重建了可设想性论题，认为有些类型的可设想性是获得某些层次的可能性的好的向导。威廉姆森(T.Williamson)主张并论证模态判断可被还原为反事实条件句判断，因此模态知识论就可被规约为反事实条件句的认识论问题。

　　本文主要关注后克里普克时代以可设想性为基础的模态知识论，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modal skeptic)、模态理性主义(model rationalism)以及模态还原主义(Modal Reductionism)的逻辑分析，重新阐释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一、模态怀疑主义的挑战

　　此处的“模态怀疑主义”援引自冯·因瓦根的说法，并非是要质疑所有模态知识的合法性。在《模态知识论》一文，冯·因瓦根明确指出：“尽管我不怀疑我们拥有一些模态知识，然而认为此类知识当中的多数是神秘莫测的。”⑩在此文的结尾部分，冯·因瓦根还强调，他虽然对模态知识获取的可设想性路径不是十分满意，但相信这种方案具有一些极具吸引力的特点，相较于模态知识的其他阐释途径，此方案确实更加巧妙。他甚至还认为，“任何接受该方案的人都将是一个模态怀疑论者”(11)。

　　冯·因瓦根在文中细致分析了经亚布鲁“修正”的可设想性方案，且进一步认为亚布鲁对可设想性和可能性逻辑关系的阐述实际上是对他模态怀疑主义的支持。亚布鲁对“可设想性”的重新阐述引入了“可能世界”概念。他主张，如果主体x能够想象一个世界w去证实(verify)一个命题α，那么该命题对于x是可设想的。(12)用以证实命题α的世界，可被解释为α在其中为真的世界。循此思路，可设想性论题可被重新表述为：对任一命题α，若我们能够想象出一个可能世界w使得α在w中能得以证实，则α是可能的。如果能够想象出一个世界w去证实命题α，我们就初步有正当的理由去相信α是可能的。尽管事实上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w使得命题“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在其中为真，据此获得模态知识“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虽然在现实世界水是其分子结构为 的液体，但我们可以想象在另外一个世界w，水的分子结构不是 而是XYZ，据此可以断定：“水是XYZ”是可能的。很多哲学家似乎诉诸这种方法(思想实验)来反驳某种哲学观点或论证自己的主张。如盖梯尔用这种方法反驳了作为传统知识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13)；而普特南通过这种方法构造的“孪生地球”论证批判了“语词的意义在头脑之中”的传统意义理论，进而明确主张之间的语义外在论(14)。

　　在模态知识论层面，除了展现可设想性方案较之其他方案的有优越性之外，亚布鲁还表达了自己对可设想性方案的某种“担忧”：

　　一方面，存在一些依据现实无法确定真假的命题，我们对其模态状况无法准确把握。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在某次世界数学大会上，一批数学家通过计算机找到了某一大于2的偶数不可被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根据可设想性论题，这一所设想的情况是否足以说明哥德巴赫猜想遇到了反例并因此不可能成立呢？亚布鲁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所想象的情况在细节上不够具体和确定，并不能被视为可以证实“哥德巴赫猜想遇到反例”的世界，这种设想是假设想。那么，所想象的世界在细节上具备哪些因素之后才能被视为证实一个命题的世界呢？很显然，若我们能在细节上想象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完美证明过程，则其可被视为证实一个命题的世界。但如此一来，我们获得的模态知识是：“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是必然的，而非可能的。

　　另一方面，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模态误差会出现，即人们会想象不可能的命题或情况。古希腊人认为，“长庚星”和“启明星”所命名的是两颗不同的行星，所以他们设想其中一颗在时间上比“另一颗”更为久远。俄狄浦斯会设想，即使没有伊俄卡斯达，他也会成为国王。但是俄狄浦斯不知道，伊俄卡斯达是他的生母。亚布鲁给出了模态误差的一般模型：(1)我认为P是可设想的，但实际上P是不可能的；(2)P的不可能性来源于另一个命题Q；(3)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相信：Q是假的，或者“如果Q，则P是不可能的”是假的。以上说明：虽然P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能够设想P。令Q表示命题“长庚星是启明星”，P表示命题“长庚星比启明星更久远”。由于信息短缺，一个人会设想不可能的命题“长庚星比启明星在时间上更久远”；“长庚星比启明星在时间上更久远”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在实际上命题“长庚星是启明星”成立。正是由于这个人没有意识到“长庚星”和“启明星”所命名的是同一颗行星，他才认为“长庚星比启明星更久远”是可设想的。但这一命题的可设想性并不蕴含其成立的可能性。尽管亚布鲁认为上述事例中的设想是假设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会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模态误差确实存在，这给可设想性论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模态知识论》一文，冯·因瓦根获取模态知识的可设想性方案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我们确实知道“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但我们是如何得知这一点的呢？按照克里普克和亚布鲁的说法，知悉这一命题的模态状况是因为，我们可以理智地构建(或想象)一个反事实情境或世界(历史搞错了，在柏拉图刚出生时苏格拉底就死了)使得这一命题在其中为真。但冯·因瓦根认为，这种回答方式根本无法解释我们如何知道“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回到一般性的问题，若我们所构建或想象的情境(或世界)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它根本无法作为我们获取可能性知识的可靠向导：“尽管p是一个可能性命题，当我们考虑一个使得p在其中为真的不可能情境并不能确保我们知道p是可能的。”(15)而且，考虑一个使得命题p在其中为真的可能性情境是否能够确保我们知道p是可能的也是值得怀疑的，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境本身就是可能的。这种模态论证本身已经陷入一个循环，并且我们如何能够得知所设想的反事实情景本身是可能的呢？

　　如前所述，冯·因瓦根模态怀疑主义的矛头并不是指向所有的模态知识。他承认，有现实依据的可能性以及通过数学和逻辑推理得到的必然性，通过我们的直觉或理性能力能够对之进行认识，这类模态知识被称为“基本模态陈述(basic modal statements)”。但在科学研究和哲学论证中，会经常出现一类“隔离的模态陈述(remote modal statements)”，比如水的分子结构是XYZ是可能的，透明的铁可能存在。这类模态知识因脱离现实性以及因技术上不够精细，在日常生活中鲜有人使用。冯·因瓦根对此类知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怀疑主义立场：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铁是透明的，但只有当这个所想象的世界能够证实透明的铁存在，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断定：“透明的铁存在”是可能的。冯·因瓦根指出，为了想象证实“透明的铁存在”这一命题的世界，我们需要想象在某次世界大会中，某位具有极高声誉的首席科学家举着一块像透明玻璃杯的东西向大家郑重宣布：这是新发现的铁，是透明的。在冯·因瓦根看来，这种类型的想象不足以证实命题“透明的铁存在”，并且没有人能想象出细节上充分的情境来强调此类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