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人阶级因受资本主义压迫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也随着革命的斗争愈演愈烈。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在俄国根深蒂固，布尔什维克要从头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谈何容易。列宁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即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两种成分存在。虽然“两种民族文化”的提出始于列宁对崩得1分子“民族文化自治”的驳斥，但其背后引申出更广阔的意义，即列宁没有回避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化历史，也对除俄罗斯族之外的民族提出了文化自主性路径——“民族自决权”，提出民族与民族之间应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文化战线。但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识字率低、各民族语言不统一、阶级思想固化、民粹主义盛行等都是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因素，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在化解这些阻碍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列宁在对文化的理解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的思想，作为一个实际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人，他真正把无产阶级文化理论转化成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经验。正如《苏联史》中所述：“俄罗斯民族文化领域的保守和民主潮流并不能和谐共处，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21900年后，列宁关于“民族文化”的论述越来越频繁，但“民族文化”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始概念，第二代表大俄罗斯文化，第三代表除俄罗斯族外的民族文化。

列宁出生的时代是俄罗斯文化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之一。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一方面受到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文化的影响，资产阶级文化在俄国尤为兴盛；另一方面，觉醒早的知识分子开始反专制政权，埋下了革命文化的种子，走向了民主主义的道路。民主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从18世纪就开始进入“隐形斗争”阶段，普列汉诺夫曾写道：“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优秀人物中间，随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或完全是绝望的。毫无疑问，当时这样的人要比同一世纪的前半期多得多。”3而19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民主主义文化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斗争逐步加剧。

在俄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初期，文化转型也随之而来，俄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源于两种形态——以宗教文化、贵族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和以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文化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人民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身。这两种文化构成了当时文化的基础框架，列宁对两种民族文化有着清晰的判断：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4

这说明在19世纪的大俄罗斯文化中，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已经走向了对立。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化精英加入民主主义的阵营，别林斯基、拉吉舍夫、赫尔岑、十二月党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引领着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了大批具有觉醒意识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用革命意识和唯物主义观指导或参与反农奴制的斗争。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传统在苏联时期被继承下来，构成后来苏联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而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这种保守派和资产阶级也在同一个大俄罗斯文化中。“在农奴制瓦解、岌岌可危的时期，在新资本主义关系深度成熟的时期，俄国民族文化从内部分化，一方面表现在沙皇培养和支持的贵族主导的保守趋势中，另一方面表现在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滋养和启发下的先进革命思想以及人民利益的民主趋势中。”5“文化民主趋势”与“文化保守趋势”的对峙代表着两个阶级的斗争在对立了一个多世纪后并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7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同时，大俄罗斯农夫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父和地主。”

列宁深谙俄国两种不能调和的文化形态特征，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俄罗斯这一种民族文化特有的内部形态，而是每种民族文化的普遍特征，他写道：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7

列宁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俄罗斯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成分十分了解，但同时他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也非常熟悉。列宁强调在俄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呢？首先，列宁对资本主义文化持绝对的批判态度，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文化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鼓吹者：“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8他强调，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的伪善是为了支持自由的、公开的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以及反对伪装成自由的、但事实是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而一些维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人，则是党内转向无产阶级不彻底的人，他提出“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其次，列宁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文化，但并没有否定俄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认为这些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俄国在资本主义时期有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也有贵族阶级、教权阶级的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文化，那么相当于是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否定。对俄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有所表述：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一方面批判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鼓吹者，另一方面倡导无产阶级文化建设者对所有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优秀文化加以改造、转化，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做准备。他认为，需要辩证看待“两种民族文化”中资本主义的部分，“两种民族文化”包含着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不能排斥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要对资本主义时期地主官僚文化压迫下的文化加以重视，把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融入无产阶级文化中。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重视俄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时期，古代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需要用无产阶级文化标准来重新定义。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不代表继续创造资产阶级文化，列宁对一些意识形态模糊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痛斥他们优柔寡断的一面，但也对他们抱以和资产阶级文化自觉了断的期望，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铺平道路。列宁强调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加以认识，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展，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不仅包括加强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提高党内队伍的文化素质、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人才队伍，更重要的是批驳资本主义文化的错误思潮。这是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仍有显现。

列宁一方面要求吸纳资产阶级优秀文化，一方面要求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的极左和唯心主义观念都持批判态度。1922年9月27日的《真理报》刊登了由苏联文艺评论家В. Ф.普列特涅夫撰写的《论意识形态战线》，普列特涅夫在文章中表达了阶级心理是由无产阶级艺术家塑造，将无产阶级生活看作是一种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原则的观点。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上，普列特涅夫受到A.波格丹诺夫的强烈影响，波格丹诺夫认为，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充当阶级意识的工具，他从心理范式上理解文化，认为文化源于人的组织行为经验。波格丹诺夫和普列特涅夫的观点都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列宁曾评价波格丹诺夫是“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追求资产阶级反动的观点”11。所以列宁对普列特涅夫对无产阶级文化持有的模糊观点大为恼火。

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曾回忆到，在列宁桌上的《真理报》上，这篇《论意识形态战线》涂满了勾画记号并做了笔记。1922年10月24日一篇名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2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作者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Я.雅科夫列夫，这篇文章其实是雅科夫列夫根据列宁那份《真理报》的笔记写成的，表达的观点也是列宁的观点：

如果我们愿意通过普列特涅夫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具体表现来判断“文化”，那么文化就必须被简化为科学、戏剧和艺术和其实质元素。进一步说：“在普列特涅夫那里，无产阶级文化就像一种化学试剂，可以在一群选定之人的帮助下，从无产阶级的蒸馏过程中获得。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元素从其无产阶级工作室出来，就像古代女神曾经从大海的泡沫中出来一样。”

列宁并不是批判普列特涅夫个人，而是批判那些对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认识不清，对艰苦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践抱以天真想法、持有模糊观念的文化工作者。雅科夫列夫还进一步阐述了列宁的观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斗争的时代，当然有必要将艺术视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它有被称为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有权在这方面提出至少比对小剧院更大的需求。我们希望在无产阶级戏剧中看到对我们革命艺术的认同、革命的活力和热情的元素，看到团结劳动人民的决心和战斗准备的元素，在工人观众和其阶级成员之间创造一种联系，最后，其实是把鲜活的群众推到舞台上。我们不支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因此，我们有权将我们的“无产阶级艺术”标准应用于无产阶级剧院。

列宁给予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艺术领域（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自治权，但他强调“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信中，把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定性为“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17列宁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是绝不容忍的，他反对用极端、教条、唯心的方式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要严厉纠正普列特涅夫的错误。

列宁的观点不仅通过雅科夫列夫进行表达，早在1922年10月8日的《真理报》上便登出了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的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列宁的观点，她在文章中强调了四点：（一）无产阶级艺术工作者应该从资产阶级艺术中认清该汲取和该舍弃的部分，需要理解资产阶级这种没落时期的艺术的最新形式，去谴责资本主义艺术这种内容空虚、人为造作、弄虚作假、大肆宣扬的艺术形式，应对现代资产阶级艺术进行批判；（二）一件艺术品是无产阶级的，不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因为它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三）不能人为地去创造无产阶级艺术，只能为创造无产阶级艺术创造条件、扫清道路；（四）无产阶级尽最大可能对社会上的所有阶层加强自己的影响，应该和一切无产阶级以外的文化划分界限，建立起纯洁无瑕、不掺杂任何非无产阶级因素的无产阶级文化。18这篇文章完全体现了列宁的主要观点：吸收人类艺术在资产阶级阶段的优秀文化遗产，舍弃和批判资产阶级文化虚无主义的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创造的艺术品需要展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强制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是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提供条件；无产阶级文化队伍中还有资产阶级的影子，坚守无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底线是不可动摇的前提。

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在无产阶级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建立新文化，但同时把俄国之前在资产阶级阶段发展出的优秀文化转入无产阶级文化，因为文化的创造者有阶级，但资产阶级的创造者创造了很多展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作品，这些文化不是阶级的遗产，而是全人类的遗产。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19列宁反对极左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中的激进态度，证明了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不仅是对俄国各民族的文化政策，更是资产阶级文化向无产阶级文化过渡的合理规划。事实证明，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为资产阶级文化向无产阶级过渡提供了条件。

列宁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初衷是为了对崩得成员弗·李普曼的“民族文化”理论进行驳斥。列宁从革命初期便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等文章中都展现出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纲领解决“民族问题”的决心。他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提出：“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20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促进民族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自决。这种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决定了他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十月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文化在俄国通过“民族文化”进行隐秘发展，涉及的范畴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等，资产阶级文化容易占领的地域主要在大俄罗斯族外的民族区域以及他们的文化、语言、教育等领域。

崩得向布尔什维克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在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是从各个民族具体的“民族文化”发展而来，不应该以“非民族文化”（指阶级）为根基，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族文化才能认识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工人阶级应该积极主动关心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参与其中，甚至把“民族文化自治”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阶段。但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提出“民族文化自决”的方案。列宁尖锐地指出李普曼发展“民族文化”言论背后的“野心”，即“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列宁反对崩得“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因为俄国拥有复杂的民族历史，虽然列宁强调“大俄罗斯文化”有两种来源，但“大俄罗斯文化”的缔造者除了俄罗斯族的人民，还有一百多个民族的人民。1914年，大俄罗斯族以外的民族人口占到俄国总人口的57%，他们多数生活在俄国边疆地区，有些相同民族的人生活在地理不通的两个边境地区，而且因边疆地区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程度不一，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中部地区的文化水平往往高于边疆地区。所以列宁在论述“两种民族文化”时指出——“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他既是面对世界各个民族而言，更是面对大俄罗斯之外诸多民族而言。各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这种文化发展过程是大俄罗斯文化和其各自民族文化的“合流”。俄国边疆地区民族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更深入，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难度更大，即使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者以大俄罗斯族为主，总人口占优势的边疆群居民族还可能继续维持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对民族内部资产阶级的腐蚀性有深刻认识：“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列宁对李普曼“民族文化自治”的否定揭开了崩得倡导“民族文化”背后的目的——以发展“民族文化”作为幌子，企图消灭“民族文化”中的无产阶级属性，反而让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得到宣扬。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正是对李普曼试图用沙俄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文化”来麻痹工人阶级的一种揭露，正是因为列宁对整个民族局势与文化意识形态的清晰认识，他才对崩得分子“民族文化”言论背后的隐患更为重视。列宁甚至提出，拥护“民族文化”口号的人是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者革命队伍的：“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23

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还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他们制定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纲领；孟什维克取消派也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但都被列宁驳回了，列宁对此进行了激烈批判。因为“民族文化自治”涉及文化、语言、教育等各个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学校处在教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双方的影响之下，学校离不开经济、政治生活，不可能把学校教育从经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单独发展，“民族文化自治”相当于用“学校教育”来滋养教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崩得分子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还涉及“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24列宁指出，把教育从经济、政治领域分出来办“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25。列宁还以20世纪初的美国为例来驳斥“分民族办教育事业”的弊端，以自由传统为主导的北方各州和奴隶占有制传统为主的南方各州实施了不同的教育制度，南方各州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在教育上设有专门的“黑人学校”，而北方各州则是黑人、白人共同在一个课堂上课。如果按照崩得分子的要求在教育上进行“民族文化自治”，那么教权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也必然进入课堂，这种情况无疑对争取民族平等、消灭民族差别是不利的。列宁认为，“民族文化自治”是“圈地为牢”，因为但凡要维护某一种民族文化就要损害另外一种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26，而无产阶级事业则是为了解决和消灭这些民族纠纷的。

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另一大难题是文盲问题，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问题。列宁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27列宁把文盲看作社会主义的敌人，文盲是阻碍一切政治、经济政策实施的因素，所以列宁倡导无产阶级一定要提高文化水平，这样才能创造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所谓“我们是文盲”并不是对古代俄罗斯文化遗产的否定，而是基于苏联当时的实际文化水平而言。1897年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全民识字率仅有24%（9岁以上人群），男性识字率为35.8%，女性识字率仅为12.4%。28普遍落后于欧洲国家的超低识字率让列宁疾呼“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所以列宁把“消灭文盲”当作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1917年，卢那察尔斯基首先响应这一政策而提出：“在一个文盲和无知盛行的国家，任何在教育领域的真正民主力量都应该把和这种黑暗做斗争定为目标。”29同年12月，苏联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扫盲的部门，由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领导。所以“扫盲”是列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最基础的工作，他表示：“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语言文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形成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列宁曾提到过有些民族“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不愿意使用俄语。在列宁看来，“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31。列宁基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现实，认为在这一阶段，让各民族保留其民族语言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迅速传播。“列宁的语言多元化思想用两种基本原则进行了具体而实际地表达：政治原则，即‘不设立强制性的国家语言’；文化和教育原则，即‘全部用当地的语言’教学。”32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都保持着列宁对各民族语言的政策。“斯大林那时考虑到各个联盟人民语言发展是文化革命不可或缺的条件：‘千百万人只有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33在当时，这样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在各民族中迅速发展，也有利于各民族继承资产阶级“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正如列宁强调的：“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这一由资本主义造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34直到1938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在苏联民族自治共和国和地区学校强制学习俄语的决议》，苏共党内漫长的论战终于在俄语确立为教育标准语言中结束。这与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认识有关，他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是完全没有共存空间的，他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了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35

影响无产阶级“民族文化”的因素还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俄国民族激进主义力量，因尼古拉一世的高压统治，知识分子率先掀起了一阵反对专制压迫、同情农民、鼓励革命的民粹主义风潮，这种风潮也属于民主主义的一部分。民粹派主张以公社的形式分散社会、采用合作所有制和合作劳动、争取民族独立、妇女平等等。民粹主义可以定义为：“对普通民众的献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鼓励他们参与革命），反对资本主义，相信俄国因为农民公社的力量而拥有特殊的历史机会来摆脱资本主义的邪恶，并且坚信社会革命比政治变革更为重要。”36民粹主义里包含着民主主义的先进成分，为何它也是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因素呢？

列宁把“民粹主义”看作“两种乌托邦”之一，他指的“两种乌托邦”是自由派和民粹派，自由派支持不采用任何方式、不得罪任何人获得民主的胜利，民粹派期望用公平的分土地的方式来消除资本的权力与统治，列宁把这两种乌托邦称之为“软弱性的产物”37。他批判民粹派是处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心态，幻想不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雇佣奴隶制，当遇到经济、政治问题时，民粹派的危害性不亚于自由派。但列宁也看到民粹派的优势和特殊的历史作用，即民粹派试探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态度与情绪，重新分配土地的幻想让人口占大多数的俄国农民情绪高涨，民主主义的意愿急剧上升，民粹派的力量成为革命准备工作的试金石。所以列宁评价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民粹派作家赫尔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有着积极的看法。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这样评价赫尔岑：在知识分子还沉迷于黑格尔的19世纪40年代，赫尔岑就已经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苏醒，十二月党人同时唤醒了赫尔岑，他投身革命，目睹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付出的巨大代价。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这样描述1848年欧洲革命的场景：“6月26日晚上，《国民报》战胜巴黎以后，我们听到，每隔不多时间便会响起一排枪声……我们面面相觑，大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这是在枪毙俘虏。’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互相避开了眼睛。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为了这些时刻，人们可以憎恨十年，一辈子忘不了报仇。谁宽恕这几分钟，谁便应该受到诅咒。”39赫尔岑回忆起那段经历，表示已经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写道：“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给埋葬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蠢动，生根。不可能想象，经过这么一场惨祸之后，受到现代怀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们的心灵，还剩下多少没受到这场浩劫的摧残。”40列宁认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善良愿望，革命没有成功是时机问题，而不是革命本质问题，赫尔岑对革命抱以幻想又破灭，是因为赫尔岑发挥了民粹派的属性——“乌托邦”与“怀疑论”共存。当然，正如列宁高度评价民粹派探究人民大众的革命愿望一样，他号召无产阶级以赫尔岑为榜样，对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列宁写道：“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41列宁清晰地揭示了这位民粹派作家痛苦、曲折的思想道路及其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也反过来显示了列宁在对待民粹主义问题上充满辩证精神的智慧。

十月革命后，列宁面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全面建设与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曾在俄国革命期间共存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代表把资产阶级的全部文化都清除出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方面，列宁尤其强调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从俄国革命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重点探讨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唯独对文化问题讨论得最少。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探讨文化问题较少不是他不重视文化，而是因为他把文化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的一环，也是最关键的一环。他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中写道：“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42列宁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才开始对文化事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因为他知道比起政治、经济建设等，文化建设远比前者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成效来得要慢。

工人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一切文化建设的前提。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也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列宁驳斥一些机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先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再夺取政权，而列宁认为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当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合法的领导阶级再谈加强文化建设也不迟。据高尔基回忆，1911年他曾在巴黎和列宁会面，向列宁提出了一个文化建议，高尔基曾计划写一些西方文学史、俄罗斯文学以及文化史方面的书，用于工人自修和丰富宣传资料。但这一计划遭到列宁的否定，列宁指出，首先当时有检查制度的存在，组织出版会有困难；其次大多数同志忙于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写作；最后除了知识分子外，没有人能啃大部头的书，而走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用几本书让他们回头的。所以列宁向高尔基提出，革命前的文化传播途径最好是印刷小册子、报纸，向群众散发传单，但这些举措因检查制度、运输等问题也不可行。所以列宁最终劝高尔基：“等到时机好转，我们再来谈出版社吧。”43这充分说明列宁重视文化，而且非常注重文化建设的时机，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的迅速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列宁不断呼吁苏联人民提高文化水平，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向劳动人民全面介绍过去所有的文化成就，并形成苏联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他不断向苏联人民指出文化建设领域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由苏联国民经济要求决定的。

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过程中，列宁还是会遇到“两种民族文化”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恰恰存在于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身上。列宁把作家作品对人类文化贡献的价值标准当作作家能否为无产阶级文化服务的条件，在此方面，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态度就可以说明，列宁对拥有资产阶级身份的作家持积极辩证的态度。

首先，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认可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他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44，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为全人类艺术发展向前跨进一步，其作品谈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人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列宁从阶级的角度来评价列夫·托尔斯泰，列宁倡导：“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45列宁高度赞扬列夫·托尔斯泰批判了农民资产阶级，但又指出他身上具有不抵抗不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分析了列夫·托尔斯泰游荡于“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特征：既是创作世界一流文学的艺术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地主；既敢对社会上的谎言提出抗议，又是一个不够坚定的软弱知识分子；既揭露资本主义的险恶，又一味吹嘘不以暴力抗恶；既能看清和表现现实主义，又鼓吹宗教和神秘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些矛盾特征恰恰证明了“两种民族文化”不仅体现在同一时期的民族中，还可能体现在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中，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所表现出的矛盾表示理解：“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46他把列夫·托尔斯泰的矛盾性看作整个俄国革命体现的矛盾性，列夫·托尔斯泰的“镜子”照出了俄国革命状态，这种矛盾反映出俄国革命时期各个阶级的矛盾心理。

列夫·托尔斯泰的“矛盾”位置并没有让列宁放弃将他纳入无产阶级学习的对象，列夫·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文化有比较复杂的看法，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宗教的阐释，但同时他又因为揭露教会的霸权曾被教会开除过教籍。东正教文化在俄国发展了近千年，已演变成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因，列夫·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宣扬东正教文化，但却对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教会教权心生不满，这也是他对宗教的复杂态度。列夫·托尔斯泰对自由派的思想持痛斥的态度，认为自由派空洞而虚伪，他们高呼“文明人类的呼声”等口号，却未诉诸行动。但自由派反过来为之，他们维护列夫·托尔斯泰，称他为“伟大的良心”，但没能改变列夫·托尔斯泰对他们批判的态度。列宁因此对列夫·托尔斯泰做出了高度评价：“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而给予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中的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迎头痛击。”47

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成就持两种态度，正如他对待“民族文化”二元论一样，他既为俄罗斯民族拥有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优秀文化创造者而感到自豪，但又对他作品中充满了宗教的身影而感到遗憾；他既为列夫·托尔斯泰对农民资产阶级描述的现实性而叹为观止，又为他政治上的天真和冷漠而感到失望；他既对列夫·托尔斯泰传递给工人阶级的信念、理想、力量充满敬意，又对他“不以暴力抗恶”的看法充满愤怒。列宁把“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转嫁到列夫·托尔斯泰身上，他主张俄国人民要善于发现列夫·托尔斯泰身上无产阶级的部分，向他学习如何追求美好生活，了解他批判教会、土地私有制等资产阶级文化的原因；同时列宁又号召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学说的弱点，了解他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把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当作俄国民族艺术遗产继承下来，把他的艺术不假思索地写进无产阶级文化中去。列宁说道：“托尔斯泰去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成了过去，——它的弱点和无力曾经被这位天才艺术家表现在他的哲学里和描绘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要研究这份遗产。”48列宁明确表示，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俄国民族文学的遗产，俄国无产阶级要将这份遗产保留下来并传递下去，列夫·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对人性启迪的普遍意义是他的作品被列宁重视的原因，卢那察尔斯基曾写道：

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还具有阶级主义的特征，即他是一个拒绝那个时代整个资产阶级文化（几乎是整个文化）的男爵，并将他高贵的抗议隐藏在农民真理的背后。尽管如此，在这种阶级外壳下，托尔斯泰描绘了如此丰富而深刻的画面，以至于列宁毫不犹豫地宣布托尔斯泰的作品对所有人的重要性，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49

列宁把托尔斯泰小说作为文学遗产放入无产阶级文化中还有着发扬民族文化方面的特殊意义。18世纪时，法国的启蒙主义对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是法国启蒙主义的追随者，还不遗余力地将启蒙主义引入俄国，俄国贵族形成了用法语书写和交谈的潮流；到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在俄国盛行，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投入到研读康德、黑格尔的队伍中，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但无论如何，18—19世纪的俄国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欧洲文化追随者。唯有19世纪开始的俄国文学作品让俄国文化屹立于欧洲文化之林，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等，如果列举俄罗斯民族创造出的对世界最有价值的文化，19世纪的文学艺术一定在此范畴之内。列宁深知19世纪俄国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如果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割裂了19世纪俄国文学，就等于否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苏联美学家米·利夫希茨曾写道：

列宁是俄罗斯文学的杰出诠释者，他写下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意义”（《怎么办？》）不是没有价值的。在俄罗斯，从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在法国，哲学传统与百科全书编纂家的名字关联在一起，在德国，哲学传统与十九世纪初的古典哲学关联在一起。而在我国，小说是让先进的人民在过去最能够感受到自由自在的一种领域，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问题以艺术形式呈现的领域。目前广大群众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不足为奇。在这种文学作品中最好的、最有深度的和最艺术的部分都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50

列宁不仅对托尔斯泰的艺术怀有崇敬的态度，他对很多古典作家都非常熟悉。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读了、而且还多次地读了屠格涅夫、列甫·托尔斯泰的作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总而言之，他是非常熟悉古典作家，并且热爱他们。”51列宁曾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左拉的相片和自己亲人的照片放在一本相册中。卢那察尔斯基也曾回忆道：“他喜欢俄国的古典作家，喜欢文学、绘画等方面的现实主义。”52玛·莫·埃森曾回忆道：列宁喜爱作家谢德林、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曾说：“一个夏天就把《怎么办？》这部小说读了约五遍，而且每读一遍都从中发现发人深省的新思想……几乎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所有作品。”53

在积极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时期，列宁指示国家出版局出版古典作家作品的普及本，这份出版的名单包括58位作家、诗人、散文家：有阿克萨科夫、别林斯基、冈察洛夫、果戈理、弗·达尔、杜勃罗留波夫、茹科夫斯基、柯尔卓夫、克雷洛夫、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伊·尼基京、奥加列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波米亚洛夫斯基、皮萨列夫、拉吉舍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乌斯宾斯基、冯维津、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费特等。54这些以人民的立场为核心创作的作品都被纳入出版计划，为了普及给人民，出版定价低廉。十月革命后，人们对图书和知识如饥似渴，这些俄罗斯文化中最杰出的遗产正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期待，经典的文学也在历史变革中被传承下来。列宁为了实施出版计划要求更多的学者和作家加入行动，作家勃洛克、勃留索夫、魏列萨耶夫、楚科夫斯基和出版家西廷都加入了这项计划。苏联文艺评论家奥塞特罗夫考察道：“列宁当时说，令布尔什维克感到自豪的是，在一个巨大的国家里第一次开创了不依赖少数富人的出版事业。”55

除此之外，列宁还重视对作家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1918年3月，托尔斯泰的遗孀索菲亚·安德烈也夫娜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发放养老金用于修护托尔斯泰遗留下来的波利亚纳庄园，列宁立即签署法令同意了她的请求，指示当地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存伟大作家的庄园。56列宁还特别关心修复被炮弹损坏的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自鸣钟，还曾签署法令将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收为国有，进行画作保护。苏联文艺评论家奥塞特罗夫写道：“曾经有一位法国著名学者对列宁格勒的档案保存感到惊讶，他抛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的革命比我们的革命聪明多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属于反对革命势力方面的档案被烧毁，而我们（苏联）反叛力量的人民却将类似档案保存下来。即使在莫斯科，这种反革命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的艺术和文献宝藏仍然完好无损。”57

列宁还把精神文化遗产以物质的方式表现出来加强宣传。列宁曾表示，艺术史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但因为工作繁重，他没有时间去研究艺术，于是提倡“纪念碑宣传计划”并让卢那察尔斯基去实施。该计划是将从前的沙皇纪念碑改造成革命思想家纪念碑，再建立更多的革命志士和公众人物纪念碑。列宁向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修建的要求，一是要在广场等显著的地方设立，配以富有表现力的碑文，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宣传口号；二是建议做半身像、整个人物像或者浮雕；三是整理出一份社会主义理论家先驱志士的名单，以及在哲学思想、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杰出人物。列宁指出，虽然他们与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真正的文化英雄。58于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陆续树立起了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谢夫琴科、拉萨尔、尼基京等雕像。这不仅体现了列宁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做出的努力，还体现出列宁对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艺术家的崇尚与肯定——不仅要将他们的革命文化遗产留下来，还要通过人民艺术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列宁对文学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冲突，他强调：“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59在俄国古典文学中，在曾经的农民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也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作家、思想家在“两种民族文化”中起了积极作用。列宁提出“两种民族文化”，正是要保护俄国在资本主义时期创造出的人类文化财富——对于优秀文化的判断，不是取决于它出现在哪个时期，不取决于创造者身份，而取决于它是否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遗产。

结语

列宁承认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形态的文化存在，并不是给予两种文化共同发展的机会，而是接纳资产阶级的优秀文化，并使之顺利过渡到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阶段，不以创造者的阶级身份来划分人类的文化财富和文学遗产，使俄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也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财富，尤其是俄国在世界上最引以为傲的文学遗产，更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列宁没有将劳苦大众当作被教育的对象，而是让无产阶级人民发挥自己的历史创造力和主动性，让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启迪人民，为人民的文化创造提供条件。蔡特金回忆，列宁曾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60“两种民族文化”的提出正是让人民明确文化的两种意识形态属性，吸纳部分资产阶级优秀文化遗产，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两种民族文化”给予了俄国资产阶级文化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过渡的空间，为人民创造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编号：18ZDA275）阶段性成果］

李一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