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贺小康原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天童乡文书，是一个具有乡土历史情怀的地方史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独力编修3部天童乡史、6部村史、1部厂史，遍及天童乡各村，且首创模版化操作路径，可称为乡村史编修的“天童经验”。它使天童地区的基层书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实现以乡镇为单位的“村村修史志”理想；亦为今后民间修史提供可行范式；对当代乡村史编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价值。

　　关键词：贺小康 村村修史志 天童经验 公众史学

　　前人习惯将镇志、村志合并思考，现在宜将村史村志单列加以专题思考。村志编纂始于清代，现存“清代村志 9种”。加上浙江桐乡《前朱里纪略》，当为10种。“民国村志 14种”。20世纪50至70年代，曾新创“村史”编纂，现存10种左右。80年代初，随着地方志编修风的兴起，村志编纂复在民间逐步兴起。据2015年的统计，全国的村志为603种。其中，浙江1985至2018年的村志400种，由此可知浙江走在村志编修的前列。笔者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村志有近千种。再加上内刊的村志村史，估计在2000种左右。当代村史志编修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再兴于90年代。目前尚处于个案性编纂实践活动研究，以某一新编村志的报道和评价为主。在史志编修理论研究上，主要对村志编纂的意义与价值、对村志编纂过程和面临问题的研究两类。系统的全国性当代村史志编修史研究，在起步之中。又有一些区域性的村史志编修研究，如广州、浙江、广西。

　　本文重点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村志编修。当时，全国各地均有不少人参与村志编纂。由于这些村志多数没有公开发行，所以外界了解较少。近年有学人关注到80年代的村志编修，仅从相关图书馆中找到10种。显然，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仅浙江就有46种村志出版。浙江的金华、衢州尤其显眼，创造了不少亮点。金华永康的村志“创造性地把家谱与村志结合在一起，编写出《官川村志(1987)》”。衢州江山的《白沙村志(1991)》则开公开出版先河，再版的村志受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的肯定。

　　笔者近年参与宁波大学与宁波鄞州区东吴镇“大学小镇”项目时，发现原鄞县天童乡(今并入东吴镇)文书贺小康独力编修《天童地方志》及下辖6村的村史及厂史等，共计10部，不在当下的关注之列。为更好地保护乡邦文献遗产，笔者将贺小康全部作品编成《贺小康乡邦文献遗书》，由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影印于世。

　　细究贺小康地方志编修，有三个特点：一是编纂时间早，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就已开始，与地方志编纂风兴起同步。二是编修覆盖面广，既有天童乡志，又有村志，且遍及6个村。目前所见多数是零星的村志编纂，同一区域乡、村志均完成编修的案例十分罕见。三是克服困难多，贺小康作为民间乡贤，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能够独力完成如此大量且繁复的乡村志编修工作，可视作地方志工作者的优秀典型。

　　“村村修志”是本世纪初提出的全覆盖式修志实践活动，约始于青岛市崂山区、广州天河区。简单说来，即区县镇下的每个村都编修村史、村志。至2021年初统计，村村修志在全国共有10个地级市、109个区县试点成功案例。目前，四川、江苏等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村村修志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鄞县天童乡就实现了村村修史志目标，着实让人兴奋。相信未来可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贺氏修史志的事迹，早在80年代中叶就曾有报道。他本人写过《对初编〈天童乡地方简史〉的粗浅认识》，对所修乡史有过系统的总结。2013年起，媒体再次关注到“八旬老人修村史”事迹。但至今未见对贺小康修村史志活动有过专题的系统学术研究。笔者拟重点从村村修志角度梳理其修志实践，且将贺氏在天童地区编修史志的方法概括为“天童经验”，分析其利弊，汲取经验，希望有助于加快“村村修史志”步伐，为全国的乡村文化塑魂事业贡献力量。

　　一 贺小康修志之路

　　（一）贺小康生平与修志缘起

　　贺小康（1926—2020），现属鄞州区东吴镇人，为合并前的天童乡下三塘村贺家人。贺小康出生于贫农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在村中读至初小。16岁时，经亲戚介绍，贺小康到宁波江东生祥米行当学徒，米行老板教他读书习字，学《幼学琼林》及应用文。不久，兼做账房先生。1949年5月，米行闭歇，他回家务农。1950年，贺小康参加土地改革，任村统计员。1963年3月调回天童人民公社任文书，后兼任会计辅导员，直至1986年6月退休。退休后，贺小康专注于天童地方史编修。

　　贺小康是缘何自发地走上乡村史的编修道路的，这值得充分探讨。由贺氏的自我总结中，可窥见三点：其一是问题引导，由同事间的“谈史”引发了贺小康的“疑史”。其《自传》中这样描述：某个秋天的傍晚，贺小康陪友人游天童寺回来，友人突然问，到底是天童寺的历史久还是天童老街的历史久？由是，贺小康萌生了编修《天童地方志》的想法。由此可知，贺小康是为了厘清地方史而切入乡村史编修的，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意识。

　　其二是材料引导。贺小康在报刊中读到老一辈革命家写“革命回忆录”，启示他有三十余年在本地区工作的锻炼和实践，这或为修史提供了可能。传统的地方志编修主体是依政策施行，属任务导向型；而贺小康作为有十余年档案管理经验的乡文书，掌握充分的资料，属材料导向型。丰富的资料积累赋予贺小康编纂村史的优势条件。

　　其三是乡土情怀。贺小康提到：“我是天童人，故乡的山水给我哺养成长，以我浓厚的乡情（爱）乡情感促进我编写这项《地方简史》。”故贺氏修史还有一动因是源于朴素的爱乡情感，期望以自身努力回馈乡梓。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贺小康不断积累素材、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逐步踏上天童乡村史的编修之路。

　　（二）首编天童乡史

　　据《自传》，早在1975年，贺小康就着手收集档案资料、查找县志、访问老农，准备编修天童乡史。如果这条记录可靠的话，则贺小康修乡史之路，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方志编修活动，可能要从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社史、村史、厂史、家史“四史”编修运动入手来思考。从50年代过来的贺小康，显然是熟悉“四史”编写活动的。这是他将所编修作品称为乡史、村史、厂史的原因所在。

　　1979年秋，贺小康首成《天童地方志》。1982年夏开始，贺小康逐章逐节地修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天童地方史集》，也称《天童乡史》，“有五万六千字”。1983年春，改名《鄞县天童乡地方史简编》，受到县、社领导同志的肯定与赞赏，相关媒体发表了新闻报道。1983年7月，贺氏又完成《鄞县天童乡地方历史事实考证》，主要记载1949年到1983年8月天童乡组织机构沿革和主要职能活动两部分内容。1983年11月，《鄞县天童乡地方史简编》终于定稿。1984年5月5日，贺氏乡史得到中共鄞县县委办公室的肯定：“在一个乡编写地方史，对全县来说还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又说：“可以寄望，借鉴天童精神，全县范围内会有更多更好的乡史出现。”1984年9月，《天童地方志》改成后定稿。全书126页，约9万字，共有7章，分别详细介绍天童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教、卫生、新中国成立后各行业发展以及旅游胜地与民间赛会的兴起等种种情况，并立附记介绍大队、水库、林场、杂录状况及补充了一些重要表格。

　　（三）由厂史到6村村史

　　厂史的编修可看作贺小康探索模版化编修路径的肇始。1985年8月，贺小康着手编写天童乡的大型集体企业——宁波化工阀门厂厂史。厂史于1986年6月定稿。书中介绍自1966年秋冬至1986年底宁波化工阀门厂的发展状况，共分3章、14节，计85页，约52万字。较为详尽地描绘了宁波化工阀门厂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白手起家，到逐渐成长为一个粗具规模、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的过程。

　　1986年，贺小康退休，应勤勇村之邀，决定为该村编修村史。自此至1990年，前后5年时间，贺小康连续编修完成天童乡6个村落的村史志，实现了该区域村村修史志的目标。

　　二 天童乡的村史志编修经验

　　由目前全国范围的“村村修志”工程来看，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无一不需要政府及各文化部门的通力合作、科学合理的工作步骤、资金支持等因素。而贺氏民间修史能够获得成功，与其个人的积极投入与编修方法是分不开的。笔者探究其修史历程，将其编修方法概括总结为乡村史志编修的“天童经验”。早在1983年4月的鄞县档案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类似说法。而后贺小康写下《对初编〈天童乡地方简史〉的粗浅认识》，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笔者进一步提炼其内涵，主要为以下四点：乡先生操作、借鉴史志体、模版化编修、档案与口述相结合。

　　（一）乡先生操作

　　乡先生，古时尊称辞官居乡或在乡教学的老人，今日可指生于此或居于此之本土文化人士，包括乡村两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乡贤、乡村中小学老师及其他相关的文化工作者等。乡先生编修乡村史的优势有二：一是地近时近、熟悉情况，大脑中有丰富的过往记忆；二是有情感利益，直接与个人及熟人群体相关联。乡村史编修，空间小、数量大，宜充分发挥本土人才。

　　贺小康就是乡先生的一例典型，作为天童乡文书，在修史时充分发挥了“当地人写当地史”的地域优势。另外，由于贺小康对各村干部、农民等都比较相熟，有利于充分开展社会调查。同时，贺小康还熟悉档案材料。他在《自传》中提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档案工作重视，各乡镇配备兼职档案员，建立档案室，配有档案箱和橱，将历年积存的分散的文件资料整理好、分门别类、编写目条，装订成册，分年份入橱保管。并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每月召开档案工作会议，领导讲话、经验交流，有时候还会到先进单位去取经。这些经历提升了贺小康对于档案的认识和整理水平。在档案视野下进行历史书写，能够充分整合、分析、利用现有资源，为乡村史编修打下基础。

　　乡先生操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有的乡先生难免文墨不精或由于缺乏编修经验，往往不知如何定体例、裁文章。贺小康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故在修史时经历了艰辛的探索，才终于取得成绩。如果能提供平台、模版、流程，引入专家来指导，可更好地发挥乡先生的作用。

　　（二）借鉴史志体

　　史、志二体虽然同属区域书写形式，但实则有着明确界限。公众史学严格区分村史和村志，虽然都是以“村”为单位构建的历史载体，但村志属于地方志系列，村史属于地方史系列，二者的目标、体裁、内容都有差异。然20世纪80年代初，基层地方史志书写尚处于起步阶段。贺小康这类独力编修的民间力量，更是缺少范式，只能依靠自身摸索。贺氏的修史理念在《天童地方志》完稿后的总结中可以窥见：“编写地方简史时，应以编纂体为主、论述体为辅，将收集来的资料进行多次、反复加工整理，系统地汇集起来。在体例编排上，应以问题为主，结合时间顺序，分别地将几种体例互相配合运用，并要根据材料多寡、内容繁简，设置不同类目和层次，并提高层次的逻辑性、科学性，使地方简史编排成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以便使用。”

　　可以看出，贺小康对于史、志的概念区分是较为模糊的。这导致一方面，他在命名上举棋不定，对于天童乡史，他先后用了《天童地方志》《天童地方史集》《天童乡地方简史》《天童乡地方史简编》等名称，还有人称为《天童乡社史》。另外，在体例选择上也并未严格设限，而是杂糅使用。从现存作品来看，他基本采用方志体，模仿县志并略加改革，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打造他所理解的乡史、村史，最后形成一种名“史”实“志”体。这种略显凌乱的设置，贺小康本人也有所察觉，他在《天童地方志》中提到在乡史体例设置中有待改进之处，如勤勇村、下三塘村史和杂录等处有重复应删去；有些套话和社队企业一节，文字冗长，可精简些；同时对历年统计附表较多，需另设“专辑”为宜。在村史体例上，《勤勇村简史》的体例设置可看作是贺小康的初探索，此时的结构设置仍较为繁复，后经过部分调整，减少冗余。后五部村史的体例在《勤勇村简史》的基础上有所精简，更接近志体。

　　名“史”实“志”，正是由村史而村志转型的表现。贺氏修志天然受到“四史”运动的影响，然而在构思编写乡史、村史时，无样本可考，只得借鉴地方志体，这正顺应了彼时全国初兴的地方志编纂之风，丰富了浙江省的乡村志成果。

　　（三）模版化编修

　　贺小康在5年内连续编修6部村史，且村史的写作时间多在半年左右，成书速度之快令人称奇。比较贺史内容、体例、前言与后记，发现这得益于他的模版化编修方式。

　　最为明显的是前言与后记的写作，模式化痕迹一览无遗。内容大体上一致，几乎只替换村名、人名、编修时间等几处细节。所有贺史前言中，均引了清代陈寿鼎、沈煜的诗：“千秋佳气郁葱葱、万重山抱一天童。夹岸稻花香及肩，居民犹是庆熙年。”6部村史前言中，均引北宋王安石于1047年游天童寺所作的写景诗：“村村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后记中均介绍了贺小康的编修背景、编修时间与方法、本书的主要内容等。

　　编修路径也具有一致性。在村史编修过程中，先由各村成立史料征集小组，拟定出编写《村史》的提纲，然后分工，一方面走访座谈，另一方面查找档案史料，最后再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筛选、编写，最后成稿。

　　在内容与体例方面，贺史均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主体，新中国成立前为辅助，时间断限为1940年至1980年，以记录政治、经济、文化为主。使用材料时，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传统志书材料，如《鄞县志》《浙江通志》《宁波史话》《天童寺志》等，几乎可以通用。每本村史都分地理、政治、经济、事业、大事记、附记6章，并将各类重要事件按时间顺序编年。第一章介绍该村的地理位置、山川、村落构成。第二章介绍历代建置沿革、新中国成立前的体制及人员演变、土地改革运动简况、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历史阶段的变迁、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现有组织机构和人事的配备。第三章介绍农牧生产、林特生产、村办企业、商业服务业的变迁，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视角来看历来人民群众生活的反映。第四章介绍各项事业，包括教育事业、文化生活、卫生环境、农田基建、电信电力事业、交通运输、养老资助等各方面状况。第五章记载荣誉录、灾情状况、历任主要干部名单等（《天童村史》中另立2节，记录因公伤亡的社员名单和斗争小史）。附录按各村村情有细微调整，都含名人小传和编后记。《天童村史》《周家岙村史》另立1节介绍古建筑和传说，《上三塘村史》另立1节介绍古建筑和陈氏的历来。体例上虽偶有差异，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这套模版化操作在编修厂史时还尚处于探索阶段，彼时之前贺氏无模版可循，提纲都由他人代拟；而随着贺小康编完第一部村史，修史模版已成，之后的5村村史编修已进入流程化编修阶段。这套方法有僵硬之嫌，然结合时代因素考虑，确实便于操作，执行效率高，能够较为完整地完成基层历史书写任务。

　　（四）档案与口述相结合

　　贺小康通过整理档案，在乡村史中记录了大量数据，如不同时期村内的田亩、农林、户口、支部数量等，且并不只简单提及，而是记录了动态的变化过程。具体到某一年份全村粮食生产亩数、亩产、总产量，较前一年的增产量，征配粮数量，人均分配额度，纳税额，公益金；不同时期村内的干部人员、组织构成等。在各村史的“事业”一章中，不同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数据，贺小康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为了表达更加清晰，贺小康还会采取表格的形式以记录之。

　　同时，贺小康充分开展口述调查，关注公众记忆入史。一方面，广泛进行走访、座谈，加大村民参与修史的力度；另一方面，保留村民口述语言，让村民诉说自己的历史。贺小康在村史编后记中提到自己征集史料的方法：在史料征集方面，在编写出提纲后，就分工、分头进行走访，寻找知情人，多方开展座谈，接触了解建国前后的历史变迁全过程。可以看出贺氏编修村史时，使用的是传统的社会调查法。在口述材料的征集和使用中，贺小康探索了一套标准。贺小康提到：将收集来的大量材料，通过分析探讨，再三核实，其中口述材料至少要两人以上的证实，通过筛选提炼、去伪存真，最后才谨慎使用。在对于所获口述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贺小康自创了一条规则，即必须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并需两人以上旁证才使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严格规范口述材料的使用场景，有助于提高其真实度和可信度，切实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另外，贺氏所著乡村史较多地保留了村民口述语言。比如在村史中提到农民吃不饱饭时，就会“饿肚皮”；插秧时被要求“双龙出海”“蚂蚁出洞”“满天星”的密植规格等。《童一村史简编》中，贺小康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流行的一种“胡阿宝”思想，村民们认为土地分到手，革命成功，热衷于“老婆孩子热床头”，建立了“安乐窝”，不愿再干工作了，做起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囡，廿亩大田一只船，三间楼房一后园”的美梦。再有新中国成立前，勤勇村民生活悲惨，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爹爹妈妈错主意，不该将我嫁到东坑，凤下溪”。在形容乡里的交通运输变化时，村民们说过去是“羊肠小道步难行”，现在是“身坐汽车到县城”，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这类语言是特定年代的表达方式与语言特色的反映，展现了乡俗、乡忆、乡情，过往村民之间的对话仿佛跃然纸上，十分生动。原三塘村陈宁东先生阅读《上三塘村史》后说，贺小康写的东西符合当时的一个公社文书的文风，比较口语化，接地气。虽然只是一种趋势，但已可以看出贺史在观察视野上有明显突破，正由从传统行政管理视野向公众视野进行转化。只有用公众视野指导，以人为本、进行公众书写，才能更好地实现公众入史。

　　三 天童村史志编修经验的价值与意义

　　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贺小康以每本村史耗时仅需4至6个月的高效率完成了天童乡各村村史编修，最早实现了天童乡“村村修史”目标，意义自不一般。

　　（一）实现了天童乡及各村史志编纂的突破，成为第一手资料

　　贺氏的天童乡村史编修工作是天童乡的首次大规模资料整理活动，使天童地区的基层书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要知道，贺小康是由民国时代而来的老人，熟悉天童乡的情况，所以可以详尽地书写天童乡及各村的历史。30年以后，这些记录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天童地方志》是天童乡的第一部完整的乡史，而6部村史亦均为各村第一部村史，提供了了解与研究天童乡及各村过往的第一手文献。

　　天童乡村史上迄古代，下迄20世纪80年代，内容主体是百年乡村史，并结合了不同年份的中央指示文件、会议精神、社章、通知等，以展现时政变化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比如《天童地方志》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天童区的国民党组织及其变更情况和两股“反共救国军”在天童的活动情况，以及特务势力在土地改革时期被政府镇压的史实。还有村内根据《土改条例》规定，没收地主和寺、庙、祀、会等的封建产业，召开村民大会，为农民颁发《土地证书》的情况等。这些都符合当时形势与政策，反映出时代特色。正是因为有这些乡村史的存在，将当地人民因地制宜求发展，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终于“旧貌换新颜”的过程完整地保留下来。天童乡的发展历程不至于断层、文化根脉不至于断裂。以厂史为例，现今宁波化工阀门厂已消失，全靠现存厂史保存了过往记忆。

　　这些扎实的历史记录，对后续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帮助。一方面，贺小康对档案资料和村民记忆依据地域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保存了地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又对基层信息与知识进行了重构，让其焕发新生。经年累月的档案和数据资料得以被分析、筛选和精炼，并按时间或专题线索编排，成为村史的佐证。另外，新增的资料又可对原始档案做整理与补充，将它们描述地更加具象化。地方史、志和档案材料，二者相互呼应。地方资料得到扩充，村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查阅工具”，较好地发挥了存史功能。贺小康认为，编写地方史志的意义在于能将本地区30年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文献、古迹、残碑，统计资料和各个部门工作成就、变化等零散的资料，以及没有文字记载的重要情况，通过收集、描写，进行分门别类，且系统地汇编起来，为本地区各个部门政治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而且对领导同志了解历史情况、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发展规则、指导工作，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看出，贺小康修史过程中就试图将历史经验与实际需要相结合，思考现实问题。村史文本高度凝练了近几十年来当地的自然地理、政治变迁、经济产业、环境民生等各类的纵向发展情况，为各项决策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二）较早实现以乡镇为单位的“村村修史志”理想

　　公众史学提倡“村村修史志”，即将地方史志编修目光着眼于乡、镇的各基层行政村，每个村都编写村史志，最终该乡镇的所有村落都完成兴修史志目标。这似乎是件颇难完成的任务，但在部分地区已有成功实践。截至2021年，青岛市崂山区实现村村修志工程，上海金山区等地也都进行了“一村一志”全覆盖式的修志实践，实现了“村村有志”目标。

　　此前的认知，“村村修史志”的实现是在21世纪以后。而贺小康自1986年开始，先后编修完成勤勇村、天童村、童一村、下三塘村、上三塘村、周家岙村6村村史。至1990年7月《周家岙村史》定稿，贺小康即已完成天童乡范围内的“村村修史”任务。

　　贺小康乡村史编修案例的发现，证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村村修史志”的实践已在开展，这比此前的认知提前了十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村村修史志”的研究维度，不仅在地域上增加了新的落点，在时间上限亦可大幅度往前追溯。这有助于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增进认识，引导全国范围内的村村修史志实践。

　　一般说来，村村修史志比较理想的方式是由地方史志办统一组织统筹编修，由各镇领导或指导、各村共同执行，需要依靠各级领导班子的密切合作才能完成。而贺小康开创“天童经验”，以近乎独力的姿态完成编修10部乡村史的壮举，不仅在鄞县、宁波、浙江是首创，在全国范围内估计也是首创。

　　（三）显示出民间村史志编修力量的可贵

　　从编修力量来看，贺小康乡村史志编修的成功，最大的亮点是充分发挥了乡贤的私修力量。

　　从个人来说，贺小康不畏困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值得当代地方志工作者充分学习。乡贤编修村史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专业性不足。贺小康自知文化水平不高，故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工作之余上夜校、请教师指点，自查的字典经几十年的翻阅早已破烂不堪。又经常与县档案馆领导联系，请教相关专业知识。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就不断召开座谈会、反复走访，进行论证。这种勤能补专业之拙的学习精神，值得推广。

　　而放眼全国，贺小康修志案例更是彰显出民间乡贤修志的巨大潜力。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志编修事业，思想意识的转变尤为重要。地方政府组织班子、整合资源、协同力量进行地方志编纂固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贺小康的修志理念虽显朴素，却先知先觉，并且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民间力量可以尝试积极主动地进行补位，通过个人或团队的形式，实现村史志编修，自下而上地响应乡村文化书写的战略需求，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步伐。

　　贺小康身处的时代，修志条件极为恶劣。十数年间，他从未获得任何经费资助。即使编修完成了乡村志，这些作品也均未出版，大部分只保存油印本。其中两个村的稿子，甚至未打印，只保存手稿。如今，地方志编修的技术手段已趋于成熟，乡村文化事业要不断发展，除了呼吁镇村领导、各级地方志办重视外，更应鼓励并支持部分乡贤关注村史志编修活动。

　　结语

　　天童村志编修时间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是目前所见最早“村村修史志”的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尚未见到其他案例。贺小康作为民间乡贤，自发参与修史，在1980年至1990年间完成10部乡村史作品，是书写乡村文化的典范人物。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与他的编修方法分不开。通过对贺小康诸乡村史志作品生产过程及生产方式的研究，提炼出贺氏修史的“天童经验”4则，即乡先生操作、借鉴史志体、模版化编修、档案和口述相结合。由“天童经验”，或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首先，推动全国各地的“村村修史志”进程。目前，全国各地行政村都面临创修问题。如果结合“天童经验”，提炼出一套成熟的乡村史志编修模式与机制，在全区、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推广，能够大幅度提高基层编修史志效率，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则功莫大焉。另外，在“村村修史志”完成后，还需及时跟进、及时续修。距离1990年贺小康完成最后一部村史，又过了三十余年。30年一续修，而贺小康乡村史就是当今续修村史的起点。在今日科技飞速进步的当下，各方面条件均已趋于成熟，似可借鉴“天童经验”，引导“村村修史志”实践更加可为且可行。

　　其次，应提升村史志的专业化程度。地方史志编修需顺应时代潮流，以谋求发展。在基层地方书写时，应保持全局化视野。不同于传统地方志编修任务中就一村而论一村，而是依据地缘联结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书写体系。在体例上，将一村的体例模板粘贴到其他村落，并依据不同的村情进行调整。在基层书写中可引入专家团队，推动编修主体之合作，史家执笔与民间“活历史”相结合。另外，还要学习先进编纂理念、灵活采用新式技术，以丰富采编流程、提高编修效率，实现村史志乡土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最后，拓宽村史志的表现形式。比如在书中引入二维码，可以直接听到村民口述内容；通过扫码或者手机软件等方式，可以线上观看电子版村史；各地建设实体村史室、村史馆。除单个村落的村史以外，可进一步打造各村的线上村史交互平台，逐步将本乡、镇的所有村落村史整合，搭建村史志数据库，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乡村历史文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让“村村有史志”，且村村之史志互通。这或可成为未来长时间的基层书写之展望，不过尚需充分的实践与文本积累。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文章略有删减，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