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8日（周二）19:00，“审美与向善”：“戏剧影视名师大讲堂”系列讲座第七季第四讲（总第135讲），“关于‘十七年’电影表演美学的若干辨析”在云端举行。 

　　本讲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贵州民族大学共同主办，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贵州民族大学国家一流专业“播音主持”建设点和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影视艺术中的思政元素研究虚拟教研室”共同承办，由央视网-教育频道进行学术支持。 

　　讲座邀请到多位专家拨冗参会：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副主任，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周星教授；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吕映红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长，2019年度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首席专家厉震林教授；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燕教授。 

　　本次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B站账号、“亚洲电影中心张燕教授”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邀请到厉震林教授就《关于“十七年”电影表演美学的若干辨析》一题展开精彩发言；由周星教授、吕映红教授致辞；厉震林教授主讲；周星教授点评；张燕教授做学术主持。 

　　开幕式上，吕映红教授发表了致辞。 

　　吕映红教授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贵州民大传媒学院的发展情况，在十几年时间里建设了多个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以及相关专业，重点梳理了戏剧影视学科的发展脉络，并对戏剧影视名师大讲堂的发展送出了祝福。 

　　在学术讲座环节，厉震林教授就《关于“十七年”电影表演美学的若干辨析》一题展开精彩发言。 

　　厉震林教授提出，“十七年”是固定政治文化的概念，具有特殊政治文化内涵，与改革开放有密切联系。十七年有多重意义，此次讲座是从电影表演的角度，对“十七年”进行辨析。 

　　“十七年”的电影表演包括质朴端庄和概念化两个特点。质朴化的特点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延安纪录电影崇尚描摹真实、刻画动作和细节，延安记录电影质朴的风格传承了下来，另一方面，真实生活呈现出严谨端庄的风格。同时，“十七年”电影表演比较概念化。电影的设置基本都是一个主题、两个阵营、三个会合、四个人物，扮演的人物是好人、坏人，还是中间人物，都可以明确定位。 

　　厉震林教授提出，此次讲座从四个方面对“十七年”的真相进行辨识。 

　　第一个方面，是发展角度。“十七年”表演是一个演化过程，开始和结束时差异较大。第一个阶段是行为化表演，即纪录片式的表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变化，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及感染力，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虚构的剧情更为感人和迷人，当时演员来源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阵营，两个阵营又分为四支队伍，但两个阵营的演员对新中国的变化都较为陌生。演员需要有一个熟悉、掌控变化的过程，此时对角色的演绎大多是表层多于精神，精神多于生活，粗线条多于工笔画，激情多于深情。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表演无法超越时代的规定性和局限性，是一种素描式、轮廓式、行为化的表演。 

　　第二阶段是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经济和思想改造初步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建立，影视公司变为国有，进行了多次文艺整风运动。此时的演员保留了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在表演方法上会习惯性使用民国时期的方法，有的演员成功转型，也有的演员存在转型困难。 

　　表演美学从行为转向内心，不再是行为的素描，而是表达人物内心的活动、情感的波涛、性格的描写。文艺界产生了工农兵以外的第四种剧本，不再概念化地表现工农兵形象，而是产生了一些有缺点、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中间人物形象。 

　　第三个阶段是1959年，是类型化表演的升级版，即人情化表演。此时人物之间的关系逐渐柔化，变得多元复杂。1959年之前的人物塑造是二元逻辑，或好或坏，此时则是多元化塑造，作品中诞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如三角恋爱等多人性的思考。 

　　同时，表演格式发展到了艺术片式的表演，强调给观众以艺术享受，表演出背后的潜台词。很多电影强调人情化表演，如《柳堡的故事》、《女篮5号》、《早春二月》等作品都表现出人性美、人情美，要求内外兼具的美感，提升生活的切合程度，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在都是经历过磨难，但是都保留了美好的品格，充满淡淡浪漫。 

　　这一阶段，人物的表演有四个特点。首先要求表现变化过程，运用逻辑表现人性人情的变化；其次转向内心，进行人物的情感化、亲情化、日常生活化的表现；第三要进行困厄的表演，表现建设时期人物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第四要刻画反面人物的性格色彩，反面人物不再是一味丑恶，要注重刻画内部灵魂的丑恶和反动。 

　　第四个阶段是六十年代初，这是“十七年”电影第四个高峰期，是优质影片最密集的时期。六十年代初期提出“双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时的电影环境是和表演人物都是典型的。 

　　因此，从史学的角度可以得出，“十七年”并非是单一的发展，而是存在曲线的发展过程，在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存在内在驱动力量，提出追求中国民族影视表演体系。“十七年”表演美学是一副画轴，持续展开可以浏览到表演的无限的风光。    

　　第二个方面，辩析的是“十七年”电影的类型。 

　　大多数人对“十七年”有一个误解，认为“十七年”的类型片比较单一，主要有战争片、喜剧片和农村片三种类型片。但如果对“十七年”电影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类型片表演非常丰富，戈达尔曾提出，“十七年”中国电影和好莱坞一样多种多样的。因为只有社会价值观比较稳定时，类型片才会繁荣，类型片要对应于恒定的价值体系。喜剧片、战争片、农村片、反特片、文艺片、体育片、戏曲片等类型电影都得到蓬勃的发展。根据北京电影学院陈姗老师的研究，“十七年”拍了777部电影，归类于类型电影的达到40%。戈达尔提出，具有类型化倾向的中国电影，在叙事功能上与好莱坞电影是殊途同归的。 

　　第三个方面，辩析的是“十七年”电影的表演思想和训练体系。“十七年”电影的训练方法主要是“斯坦尼体系”，一方面，在之前的电影表演中，斯坦尼体系已经深入人心，很难随意改变，另一方面斯坦林体系是行之有效的，是表演与训练可以遵循的。“十七年”体系主要指斯坦尼早中期的表演体系，缺少了“斯坦尼体系”晚期的成果研究。  

　　中国电影借助“斯坦尼体系”，将中国化的经验融入进去，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中国表演体系，数字时代到来，新的机遇来临，可以借助数字时代建立中国电影表演的体系。 

　　第四个方面，辩析的是“十七年”电影表演美学的来源。“十七年”电影美学大多借鉴于苏联和东欧电影，但也受到很多其他国家的影响。苏联的影响分为实体和虚体两个部分，实体包括苏联专家访问交流、电影节等，虚体包括观摩和理论学习。对“十七年”电影表演产生影响的国家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一体是苏联和东欧电影，对“十七年”电影起到主体作用，具有时代的整体意义，多元指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渗透。 

　　总的来说，“十七年”的电影表演美学，在纵向上是延绵发展的，在横向上是伸张变化的，中间有显著的高潮点和低谷处。它并非是概念主义的，而是与新中国历史存在着动力学关系。表演美学在政治的规训与美学的规范中，创造了重要的表演形象样板以及若干的表演美学思想，是“共和国情结”的生动表演实践。 

　　主题演讲结束后，厉震林教授对网友的线上提问进行了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理论和演员的培养情况”。 

　　厉震林教授提出，国家三所学校的表演课程不完全相同，如中央戏剧学院更多关注俄罗斯的训练方法，在北京学习2年，在俄罗斯学习2年，上海戏剧学院更加关注欧美的一些训练方法，也就是“斯坦尼体系”晚年的延伸和发展。这样的训练方法存在一些问题，西方的训练方法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身体，中国有独特的身体文化、心理、情感表达方式，一味地学习不利于学习者的发展。下一步，学习将进行选择、遴选和有机鉴别，将训练方法、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 

　　第二个问题是“当代都市剧表演能否从中国的传统戏曲表演中借鉴经验，如果可以借鉴的话，如何使其更符合当代的审美”。 

　　厉震林教授回答，对民族戏曲的借鉴运用在于精神，不在于具体的一招一式，但是要先学会一招一式才能了解其内涵。在运用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掌握美 

　　第三个问题是“电影表演如何展现电影区域的文化”。     

　　厉震林教授提出，电影表演界有句行话，“我的脸就是我的文字”，不同的演员的脸代表了不同的地域特点，有标志性的演员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域演员对地域文化的表现演艺非常重要。

 　 最后，进入总结点评环节。周星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周星教授提出，中国对西方不同的表演艺术的借鉴是必要的，此时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是必要的。进入一个领域，在该领域的学习中就要锱铢必较，将全身心融入进去。外行对表演专业只看到表面，误以为是脸面、是青春，其实真正的代表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表演是对生活的把控。 

　　周星教授提出，厉老师的讲座非常的前沿且具有前瞻性。厉老师对表演美学的探讨，利于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重写电影史、重新研究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