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何道宽通过回顾自身学术成长轨迹，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洞见。20世纪80年以来，除少量的文学翻译外，他专注于学术翻译，共出版学术译著将近110部，计2500余万字。2010年荣获“资深翻译家称号”时，他已出版学术译著44种，自此至2023年4月荣膺“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时，他又完成学术译著66种。何道宽教授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喜看强劲的发展势头。二十年来，他关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积极参加媒介环境学和文化产业的学理建设。他正在主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媒介环境学译丛”和“深圳大学荔园文创译丛”。他坚信，中国民众的国际传播能力将迅速提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关世杰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重心可以放在“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国家。沙特作为伊斯兰文化中的重要代表，研究其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对于了解阿拉伯世界广大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他介绍到，课题组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在线可访问样本库调查法），将获得的总共852份有效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相关著作《沙特人眼中的文化中国》将在六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他期待该研究有益于中沙民众的相互理解，促进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表示，今日中国，已然迎来了在国际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争取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新时代、新阶段。总体来看，当前东西方之间在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叙事鸿沟”和“话语逆差”。面对风险和挑战，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提出，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争取理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赢得对外发声的主动权，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要主动亮剑，主动发声，占领传播制高点；要主动迎接技术革命，创新国际传播方式；要协调作战，共同发力，搞好对外传播“大合唱”；要强化“媒体国际化、海外本土化”人才培养。

　　“现代化”作为一种知识性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在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看来，过去我们认为，当中国还没有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时，客观来说，支撑改革的还是以西方为主的现代化标准，我们将其作为目标、示范、支撑，走所谓的现代化道路。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要建构自主话语体系，需要对我们走了几十年的道路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重新概括和定义，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政治底蕴，这样的政治底气所决定的传播态势也势必会呈现出新的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石狮子为引子，分析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使者的影响。狮子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建院二十周年时，中国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送了一对石狮子，运抵美国后，美国刚好要举办新闻周，而其中的重要活动就是石狮子的捐赠。《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对捐赠石狮子一事做特别报道，对石狮子的意义进行阐释，认为石狮子身上蕴含着友谊、世界和平的友好愿望，还特别讲到石狮子是好运的象征。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张毓强教授在“交往、建构、液态社会”三重视角下，从跨学科角度剖析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他表示，在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今天，世界正在进入真正的全球交往时代，人类交往日益多元、立体、丰富、地方化，也改变了地域交流的方式，大幅增加了资金、人才、原料等流动空间，彻底扭转了地域空间，对传播意义的价值也越来越大。流动性是传播研究的基本维度和基本面向，信息传播技术推动全球进入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交往的新阶段，带来新一轮全球文化、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新生态的变化，使全球进入液态社会，信息流动增强，风险加大，交流更加便宜，变数增加。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认为，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已然变化，整体上呈现出传播主体的全民化、传播内容的无界化、传播触达的全球化等特征，实践上主体的复杂性、对象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路径的弥散性相互交叠，差异纷呈。专门化和泛在化的国际传播共存、外宣与内宣交织，对中外文化交流、影视传播、高等教育、公众外交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仅是外语类高校的历史使命，也是综合性大学的时代责任，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当构建多元主体、多种类型、多个层次的创新型复合型专业型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但直到今天，国家之间、区域之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仍存在很多误解与不足，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是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孙萍利用传统戏曲文化，借鉴传统戏曲方式不断尝试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她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京剧是一种差异性文化，学习京剧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性质，他们通过主动探索和学习京剧艺术，可以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故事，熟悉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把握中国人的情感走向和价值理念，从而从更深层次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拥抱中国文化。

　　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黄伟东表示，高水平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需要不断了解和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差异，通过协同差异，实现高水平开放。为了帮助个人提高跨文化能力，磊石跨文化设计了一个测评工具——世界通（Worldpass）帮助大家如何了解认知差异、尊重差异并协同差异，继而通过“植根”跨文化领导力模型提高跨文化领导能力，模型包括自我知识、跨文化能力、核心价值及衍生价值等部分，目的是帮助大家与不同文化的人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工作效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认为，气候、能源、扶贫这些新兴国际传播领域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得以进一步参与到新闻议题的构建当中来。中国作为“全球中间地带（Global Middle）”，在南方转向大的背景下面临国家定位的调整问题。虽然跨文化传播包括国际传播的理论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但理论旅行同样也要用萨义德的反思，从理论的生成、旅行、接受与反抗、“变异”这四个阶段来探讨理论的旅行问题。中国需要思考重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南方国家的旅行，具体而言包括理论旅行的具体方向、目的和工具等。在南北方全球格局变化竞争中，通过采用更加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理论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进入全球传播的腹地。

　　中国日报社视觉中心副主任徐小丹分享了中国日报媒体融合的实践案例。中国日报社作为国家英文媒体，是国际传播主力军，不断探索运用视觉元素做好媒体深度融合。在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新趋势的大背景下，视觉报道有跨越语言、跨文化传播优势。视觉中心推动科技赋能，致力于打造高品质、多样式的“动态”视觉产品，努力让版面“动”起来，让报纸更有活力；让图片“动”起来，让影像更有故事；让绘画“动”起来，让美术更亲近，从而更好服务国际传播事业大局。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施旭教授提出了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该范式基本的出发点是人类交际活动包括交际、传播、话语等，是由多元文化话语体系所组成的多元统一体。这要求我们对不同的话语体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人类不同话语体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还要关注不同话语体系在互动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关系，通过研究促进不同文化和谐繁荣发展，抵制、瓦解、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关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共同性并发掘能够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新话语策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滢教授以共情传播为理论视域，探讨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路径。她认为，世界范围内中国核心术语影响力提升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挑战、误解和偏见，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受众的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的匮乏。以中国核心术语为代表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本质上是在营造中外共通意义空间，共情则是创造共通意义空间的前提。共情概念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可为国际传播注入新的理论血液，建构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