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永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时代历史任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拓展完善为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理论体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本要求。

　　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理应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建设理应包括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在此前提之下，我国南北朝齐、梁时期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就思想体系而言，经过春秋战国儒、墨、道、法、兵、农、阴阳等百家争鸣后，儒家思想经过适应时代的自我调适，吸收、借鉴其他思想体系合理成分，于汉代尤其汉武帝之后取得了优势地位，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儒家思想受到道家（道教）和外来思想体系佛教的冲击。道教、佛教甚至影响到政治上层和国家治理，比如刘勰时代的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位甚至定佛教为国教的佞佛皇帝。刘勰本人，也长期寓居定林寺，并整理佛经、精通佛学，且晚年“燔发为僧”法号慧地。

　　但是，尽管与佛教渊源深厚，刘勰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基因，没有忘记自己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担当。他毕生孜孜追求的是儒家圣贤人格与“三不朽”的历史成就，“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苦心人天不负，“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无疑是他“敷赞圣旨”的圣贤人格与圣贤之学的结晶。儒家思想是《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文之枢纽”五篇中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所代表的儒家本体性与主体性，以及儒学于全书的贯穿。但是，《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并不是完全排斥其他思想体系的霸权，而是吸收其科学合理成分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如：《神思》篇吸收了道家、《庄子》精神理念；“性灵”说的“性情”义项秉持了儒学的传统，但其“心灵”和“才性”义项则有着时代玄学和佛学的因素。

　　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近代之前已客观存在，基本是在“文以载道”的本体论之下，于文体论、创作论、作家作品论、鉴赏批评论与风格论等构成的完整体系。但就其理论体系来说，大致没有超越“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藩篱。但是，这一完整体系，近代以来却受到了冲击，理论家们也随之开启了重建过程：先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国学大家结合西方理论开展传统文学批评，如其《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随后出现对西方理论更深入的接受，以及苏联文学理论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学理论尤其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甚至现代后现代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热点，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独立局面。而三者相较，中国传统文论式微，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失语症”命题：“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经过近20年的探讨，中国传统文论不再失语应该是学界、理论界的共识。当下文学理论家和文学艺术家，对刘勰所处时代环境优越性已无需遑论，那么相应地，和刘勰传统知识分子情怀与担当相比，也应更加有“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因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理论家们责无旁贷——正当其时。

　　大致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应该包括以下基本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的指导思想地位必须坚定。其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以贯之的“人民性”立场必须坚定。其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理论本体论需要坚持，其所载之道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性。其四，文体论、创作论的优秀传统需要坚持。其五，传统文艺理论的特色概念范畴如道、气、意境、性灵、风骨、韵味等需要继承。其六，西方文艺理论有价值的元素，比如严谨的逻辑理论表述等，需要拿来、占有、挑选，融入理论体系建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