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鹏程 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中国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她自觉地把人民作为自身的核心价值，有无人民性是我们衡量新文学的首要标准，人民文学是进步的，反之则是落后的，我们确立起了人民文学的中心地位。

　　一、人民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

　　人民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基于新中国人民至上的国家理念。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看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人民至上的国度里，我们的文艺当然必须以人民为主角，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就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最根本的内容。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左翼革命文艺面貌焕然一新，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价值观得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衷心拥护与赞成，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一致的要求和愿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起了人民至上主义的新文艺观。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以组织的形式确立起了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核心价值的地位，人民文学家、人民艺术家成为对艺术家最高的称赞，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的人民文学的时代。这时候按照人民文学的标准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学，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史被分成了人民的进步文学与反人民的反动文学两大部分。此时那些获得高度肯定的作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是人民文学家，屈原、杜甫等因为“人民诗人”的称号而受到高度赞扬。

　　二、人民性的内涵

　　新中国确立起了人民文学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大家并没有什么争议，而文学人民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却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就是人民性；有人认为通俗易懂，利用民间形式表达就是人民性；有人认为作品出之于人民之手就是人民性；有人认为人民性就是阶级性；有人认为人民性就是现实主义；有人认为只有反映了人民生活中重大事件的作品才有人民性。从人民性的理论论争以及文学实践来看，我们认为新中国文学关于人民性的主要内涵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大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

　　第一，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充分考虑人民的需要，人民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文学就是有人民性的文学。这一特性是从人民接受的角度来要求文学的，只有人民能够接受的文学才能真正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这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立场。周恩来1955年10月20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必须具有充分的人民性，他说：“什么叫人民性？就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1]这一阐释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艺术首先要普及，然后再提高，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要大众化、民族化的指向之所在。文艺的人民性首先就是人民容易接受的特性。

　　第二，以广大人民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人民性形式上强调人民易于接受的性质，那么内容上怎样才是完美的人民性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样能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文艺才是人民文艺。周恩来1963年4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则指出人民性就是当时的阶级性，也就是以当时大多数人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周恩来指出人民性在内容上首先要以当时绝大多数人为表现对象，要同情当时绝大多数人，站在每个历史时代绝对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当时绝大多数人发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文学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以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为对象的文学就是人民文学，这也是毛泽东多次对于文学总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感到不满的原因。当然，没有以人民群众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也不是说就没有人民性了，某些以统治阶级为主角的作品，只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也可能具有人民性。

　　第三，礼赞人民的文学。对于人民文学来说，内容上仅仅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真正看到人民的伟大，在文学作品中礼赞歌颂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的利益与心声，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这是立场问题。那些站在压迫者、剥削者立场上的作家描写人民，往往夸张人民的缺点，把他们的缺点归因于人民天生的愚昧和懦弱；而那些站在所谓人道主义者立场上的人则一面嘲笑人民，一面又想引起人们对人民的怜悯，这都不是真正人民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应该是热情歌颂人民，鞭挞没落阶级，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由此人民文学应该主要写人民正面的进步性而不过多地去写他们身上的落后之处，这样的文学才是进步的，才是真正人民文学的观点。

　　第四，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文学。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在生产、生活、劳动之余创作的作品是人民文学，这是文学的人民化、群众化，是从创作主体来要求人民文学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投身文学创作的洪流，成为文学创作的参与者甚至主角，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人民文学应有的内涵。这是因为旧时代那些写文章的人大都不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和劳动人民隔离很远，虽然写了劳动人民，但常常也不过表示同情而已，没能真正说出人民的心声，所以人民必须自己亲自书写自己。人民自己写自己的生产劳动、情感与生活，有时候比那些专业的作家更加亲切自然。也正是基于人民自己创作文学的人民文学理念，这一时期我们还专门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考察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文学，把《诗经》以来民间创作的人民文学单列成一种文学史类型，这时候人民文学的内涵相当于民间文学。

　　三、人民文学的批评实践

　　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文学的中心地位，我们对于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都用人民性对其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以确定其存在的价值。按照人民性的标准进行了大量文学批评，批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人民性；二是脱离人民群众；三是没有表现人民的伟大与力量；很多作品都因缺乏人民性、脱离人民群众以及没有表现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受到批评。在人民文学中，人民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新估价，人民是时代的中心话语，是英雄的代名词，是力量的源泉，这是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与重要成果，它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理念范式的确立。“五四”时期所谓人的文学，强调的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学，个性解放与启蒙意义上个体的文学是其主要内涵，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只是在革命文学兴起后，为无产阶级说话的文学思想在左翼文学阵营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与中国民族革命的不断推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文学领域人民本位的人民性才逐渐树立起来。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人民文学的批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用贴标签的办法来谈人民性的问题，在屈原的作品里寻找带有“民”字的例句来证明其人民性；机械地从描写对象、作家出身等来谈人民性的问题，白居易的《长恨歌》、曹雪芹的《红楼梦》、李白、李煜、苏东坡、李清照等都曾被批评缺乏人民性，其文学价值都受到质疑；按照比较僵化了的阶级论方法将文学作品中的封建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都斥责为脱离人民群众。批评作家作品缺乏人民性的时候出现了泛化的问题，脱离群众的批评有时候比较牵强；而一些被批评没有表现人民伟大力量的作品也有牵强的地方，人民立场被简单化了，礼赞人民与批评人民缺点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强调人民文学集体主义精神时，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看得过于尖锐，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另外没能充分重视人民性的历史情境。我们今天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领域人民性批评的实践还有些失之偏颇的地方，但可以看出那时候我们一以贯之的人民文学的价值观，看出我们对于人民性的高度重视。以人民为价值核心，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是不能动摇的。至于文学中该如何更加艺术地表现人民性，如何实现人民性与审美性的完美融合，这是一个值得文学界长期探索的问题。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