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研究员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总体来说是为了“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具体来说则是为了解决在当时形势下“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和“军事战线”（“拿枪的军队”）存在的尚未“结合”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界使命任务，也就自然地提出了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应该解决”的五个具体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对这五个问题的具体阐述，是1942年5月2日毛泽东所讲“引言”的主要内容。

　　一、“讲话”对五个问题的基本阐述

　　“引言”中五个问题的提出，有着极强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是根据出现的问题以及问题如何解决的顺序排列的。五个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划分，一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二是为谁工作和工作内容问题，三是理论学习与理论运用问题。立场和态度是为谁工作和工作内容的理论基础和前提，理论学习与运用是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五个问题浑然一体，自成体系，都以解决和实现两条战线的“结合”为最终目标。

　　关于立场问题，总共只有百余字，毛泽东主要谈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但“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工作者中仍有“认识不正确或认识不明确的”，得出的结论是：“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毛泽东讲得比较充分，在他看来，“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就是态度问题。”而具体是选择歌颂还是暴露，则取决于“对什么人”，为此他提了“三种人”的概念，即“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自己人”。他指出：“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这就是：对于敌人当然是“暴露”“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各种同盟者，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要视情况或“赞成”或“反对”，或“赞扬”或“批评”；对“自己人”“当然应该赞扬”，但对于他们的缺点，要“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描写他们的“改造过程”，如此等等。

　　关于工作对象问题，实际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与上海时期、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在根据地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教育”，尤其是“根据地的干部”，“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关于工作问题，既然在根据地文艺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那么就有“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工作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而之所以将“了解人熟悉人”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是针对文艺工作者“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来说的。也就是“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语言不懂”，有“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毛泽东还以自己对工人农民“感情变化的经验”为例说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最后是学习问题，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些同志“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对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弄颠倒了”，出现了一切要从“爱”出发，追求抽象的“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情况提出来的。而“学习社会”的问题，也与前文所谈到的熟悉“工农兵和干部”不同，而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显然学习社会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实际上学习社会的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来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从而认识社会的问题，以保证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二、对五个问题的理论思考

　　“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提出很重要。任何工作都首先要有立场，没有立场就很难再谈别的东西，对于文艺工作而言尤其是这样。立场问题既是一个原则问题，更是一个情感问题，理论上讲得明白，说得清楚，并不意味着行动上一定跟得上。当然，立场问题的最终解决也不能孤立去看，而是需要其他诸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解决的。

　　是歌颂或是暴露，针对“三种人”提出不同的态度，是毛泽东鲜明的阶级立场的具体体现。这种态度因立场而更加鲜明，因立场而更加丰富，为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指出了鲜明而具体的创作方向。可以说，这种有“倾向性”的态度，不仅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而言是极其宝贵的，而且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这种态度同样是没有过时并且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歌颂进步，揭露倒退，歌颂人民，暴露丑恶，从来都应该是文艺工作的神圣追求，是文艺工作者自身德艺修养的具体体现，是对文艺本质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体现。

　　对“工作对象”，即对作品接受者的重视，在延安文艺讲话中是毛泽东基于对文艺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等功能的充分认知而提出来的。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中“为群众”的问题实际也就是“给谁看”的问题，这是《讲话》重点要解决的两个中心问题之一，由此可见明确工作对象的重要意义。延安时期，“给谁看”有其特定的时代依据，“通过文艺做工作”在当时是极其紧迫而又十分具体的，然而这又是易于被忽视的工作。对于有些创作者而言，写作都是自己的事，站在什么立场写，是歌颂还是暴露，“给谁看”“为谁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写”。将创作完全视为个人的事情，这种看法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注意和批判的。作品的好坏虽然与创作者的创作直接相关，但这只是从创作角度而言，作品的好坏还要从作品的实际接受效果来看，接受效果不好，同样可以证明作品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判断作品好坏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的原则，就是针对这一狭隘的创作意识提出来的。总之，作家心中一定要有读者，并且这个读者要有大致明确的人群对象。毛泽东对于“工作对象”的阐释，始终围绕“在根据地的接受者”，即“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来谈，为充分发挥文艺的化人育人作用、实现文艺创作价值提供了范例。

　　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如果我们把“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看成是进入文艺创作之前的思想认识上准备，那么“工作问题”，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则进入到了对作品素材的积累和获取阶段，是直接的艺术方面的问题，是进入文艺创作后首先要做的事情。

　　在毛泽东看来，熟悉对象，熟悉工农兵和干部，就是要打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情感壁垒，熟悉“工农兵和干部”是工作问题，更是情感问题。要明白工农兵和干部也会有缺点，但尽管如此，我们对他们只能是耐心地帮助教育，不能“错误地讥笑他们”“敌视他们”，而要写他们团结奋斗的过程，要写他们的“改造过程”。总之，要从正面去写他们，去认识他们，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这一工作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文艺工作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还比较严重，对人民群众“不熟”“不懂”普遍存在，文艺创作不愿意熟悉创作对象的问题仍然突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仍然流于口头或形式。要塑造“熟悉的陌生人”，首先要“熟悉”这些“陌生人”，这就是毛泽东要谈的“工作问题”的真正含义，也是留给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示所在。

　　“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的具体涵义以及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在这些方面所反映和表现出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都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和说明，也指出了文艺工作者面对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去做的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并能在实际工作中，激发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性，登高望远，懂得运用系统化思维，并做到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好地或高质量地掌握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最后一个问题即“学习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涉及创作者思想水平和创作本领两方面的提高。而毛泽东之所以在最后来谈这一问题，一是因为对于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而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分析认识，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延安文艺与其他文艺尤其是资产阶级文艺的重要不同和区别之处；二是因为当时在根据地的文艺队伍中，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以至于“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对于这两方面的“学习”无疑有利于清除这些糊涂认识，避免在创作道路上走向歧路，陷入迷途。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也就掌握了打开世界的钥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就能在面对问题时抓住事物本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不可能坚定，“歌颂”和“暴露”的态度就不可能明晰，文艺作品“给谁看”的对象问题就必然模糊，了解对象、熟悉对象的工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文艺工作也就必然是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