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孙犁的叙述往往聚焦在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上。孙犁擅于运用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以开放自由的行文结构，包蕴诗性的语言质素，为小说赋予“诗性”的特征。身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孙犁，始终还有着一个不灭的诗人梦。1982年12月，在给贾平凹的信中，他曾自谦地说：深知自己诗歌写作中的毛病，但要是不再写诗，又于心不甘，所以便“硬往诗坛上挤”，即使当不成诗人，弄到一个在“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犁在多伦道居所练习书法。 张璇\供图

　　实际上，孙犁写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有多部诗集出版。如《山海关红绫歌》（知识书店1951年版）、《白洋淀之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孙犁诗选》（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孙犁新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多个阶段，孙犁均有相应的诗作问世。这些文本意象清新、叙事流畅、形象生动、语句短促、语言质朴，展现了作家对诗歌艺术的独到体认和对自我生命的深邃理解。

　　回顾孙犁的诗歌创作，当从1934年4月说起。他以笔名“芸夫”发表诗歌《我决定了》，刊于4月26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这应该是目前能看到的孙犁最早的诗歌作品。诗中的抒情者以决绝的姿态告别家乡，投入城市的怀抱。然而，生活上的失意、心理上与城市的隔膜，使得抒情者眼中的城市遍布着丑恶。秉持社会性的观察视角，孙犁揭开了都会繁华表象下“一部分的人，/正在输血，/给那一部分的人”的剥削本质。可以说，《我决定了》奠定了孙犁诗歌中抒情主体的精神特质，他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言志”的传统，又能真诚地投入时代现实，打磨个性鲜明的主体形象，从而开启了一个缪斯追随者的寻梦之旅。

　　孙犁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1943年，他在冀中工作期间，先后编辑完成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海燕之歌》，写作《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春耕曲》《大小麦粒》等叙事长诗，这是孙犁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集中阶段。对于这一时期写诗的经历，他曾自述道：“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这些叙事长诗注重文学的宣传和鼓动效应，内蕴革命文化的道德伦理。作家塑造了儿童团长小金子、梨花湾的抗日战士李俊、妇救会会员王兰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尤其是《白洋淀之曲》中的水生、菱姑等形象，为其日后的“白洋淀”叙事奠定了基础。

　　1949年初，《天津日报》创刊，孙犁任副刊科副科长，除夕作《山海关红绫歌》，次年5月作《小站国旗歌》。他热衷于民间说唱的艺术形式，文本融入了大鼓词、梆子戏等艺术元素，以此配合文艺“大众化”的趋向。进入新时期，孙犁再次迎来诗歌写作的高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新的政治、文化精神感召下，孙犁的写作接续当代文学中浪漫抒情与时代现实相结合的传统，同时也流露出浓浓新意。他找到了一种与内心需求相一致的表达方式，多采用直抒胸怀与触景生情式的艺术手法，以简省的笔调、直白的语言和通透的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变化和思想运动，诗歌创作进入了“情”与“质”共生的飞跃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真理的执着探问和深入掘进。孙犁的诗中处处彰显着抒情主体的理想主义精神，如《柳絮篇》所写：“给我时间吧/我要再去探索它/追求它//美和真诚/是永久存在的/是到处都有的/是不可战胜的。”文本延续的依然是作家在处女作《我决定了》中表达的崇尚真理的精神。他还写有一些纪怀类作品，如《寄抗日时期一战友》《悼念小川》《吊彭加木》等。在《吊彭加木》里，作家一面用自己真诚的感情缅怀彭加木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一面对那些诽谤、中伤彭加木的人予以抨击：“你死后/还有流言蜚语的风沙/想掩盖你的英灵/造谣者失败了/他们的身价/不及一粒真正的沙土。”对彭加木的赞颂，实际上就是对追求真理的肯定与向往，一切阻挡真理的人性之恶，亦成为作家在诗歌中反复鞭挞的对象。

　　二是彰显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孙犁希望用文字表达个体与时间竞速的急迫感，他强调以反思精神进入历史，情感内敛、不徐不疾。如“童年纪事”系列篇章中，孙犁调用舒缓自如的散文笔法，诉说幼时的生活记忆，不时显露出童趣稚拙的一面。细究内里，仍能读出文字背后的反思意味。《燕雀篇》中植入了孙犁对“除四害”运动中麻雀遭遇的慨叹，《猴戏——童年纪事》里写到他在观看猴戏时，被一只猴子“惊恐的眼神”深深触动引发的精神痛感。孙犁避免机械复述、展示历史事件，他选取常人习焉不察的生活片段，把叙事、抒情、绘景融为一体，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使反思精神得到具体化呈现。

　　三是哲理意识的贯入。孙犁的诗歌扬弃了纯粹浪漫式的主观抒情，走向更为沉静的精神内省，使情感在隐显之间张弛有度。这种哲理式的书写方式，很能代表20世纪80年代一批回归文坛作家的艺术风格。通过对生活之美的创造性悟读，孙犁持续着对“美”的挖掘。透过生活的细节，他以富有思辨力的阐释将诗歌引入哲学之境，有效处理了浪漫抒情与朴素说理的关系。他深知，诗歌的目的并非要使人远离烟火气，滞留在超现实的虚境，而是要给予读者深刻、厚实的思想启迪。说到底，便是平衡艺术信仰与生活现实的关系，将诗歌导向因终极关怀而产生的、趋向人类本质的哲理内涵。所谓哲理，在孙犁那里又是从生活的变化中推演出来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于是，在写作中，孙犁不断调整着思维的精度，强化着“思”的品格。看《海鸥》一诗，诗篇由四个场景组成。作家先写第一次见到海鸥的观感，认为它是一种纯洁的神鸟，然后提到自己的海鸥牌手表损坏，继而引发他从对手表的思索转为对鸥鸟的喟叹，不断追问它是如何面对大海和风暴的。显然，失灵的手表，风暴中的鸥鸟，对应的是作家生命中某些黑暗的困境。他要做的，便是像礁石一般，不被“海水冲垮”。如艾青的名篇《礁石》一样，孙犁笔下的“礁石”也是其精神品格的外化物，蕴藏着作家的生命强力。

　　在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中，他经常俯瞰一生的命运轨迹，尝试进行总结性的书写，如《希望——七十自寿》等诗，很能代表作家晚年的人文精神。这些作品熔铸了希望与失望、痛苦和欢欣，常以“少女的话语”“小鸟的鸣叫”等事态化意象展现。他曾自谓“老树”，虽“经受的风雨太多”，但仍然“童心不死”，希望逢着生命中遇到的“小鸟”和“小花”。但鸟儿终将飞走，花朵也要枯萎，于是抒情者感叹道：“老树开始了叹息/它如此命薄/它不再幻想/不再盼望/它也不再自作多情/它要聚精会神/一如既往/有始有终/完成自己平凡的生命。”（《老树》）可见，孙犁坚持书写自我，却从不神话自我，不扩张自我意识。他主张“诗贵有我”，强调展示自我的真实面影，即便是弱点和痛楚，他也不刻意避讳，其生命境界趋向于达观自足。

　　始终忠于现实并与之保持有效的对话，这成为孙犁创作的重要精神向度，其间蕴含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作家心中坚定不渝、对自我主体性精神形象的持续探问。尽管孙犁说自己写的都是“一些近于散文的诗”，但这些作品更为直接地彰显了其文学创作中的“诗性”美。孙犁的诗歌熔铸了他的文化心态史和精神求索史，切实参与并支撑了20世纪新诗的思想与美学建构，理应为我们所重视。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