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问题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也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国内专门的研究很少，所以这两本书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大作。”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正龙表示，《文类理论基础》特点之一是史论结合，既有前柏拉图时期关于文类的零星思考与萌芽，又有后现代德里达的文类观，尤其是把文艺复兴与新古典主义时期守旧派与革新派关于文类界限与新兴文类的争论作为专章，以及狄德罗对严肃戏剧的推重、克罗齐从艺术即直觉出发对文学分类的否定等作为中间环节，勾勒出文类发展的整体线索与轨迹，涵盖了文类发展论、文类界限论、文类等级论等各个方面。特点之二是能紧密结合哲学、政治思想、美学观念、文学思潮演变把握文类，例如在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文类观时，注重他在哲学上注重认知，在美学上重视秩序、对称和确定性。

　　“阅读《文类理论基础》，可以望见‘由远及近’的文类历史线和‘由近及远’的文类内涵线双线交织，谱写着西方文类理论画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昌舒谈到，首先，从文类历史线出发，三个主要时间节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西方文类理论的发展要义。其次，从文类内涵线着眼，本书对俄国形式主义文类思想和德国古典文类理论的分析不是对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而是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这种批判性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为我们今后分析具体文学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方向。“将理论嵌入历史之链，这本著作以‘文类’为对象切入，辐射力广、穿透力强，充分围绕文类各专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从文类出发的一部别样的西方文论史。”李昌舒说。

　　对不同文类的提倡，表面上界分的是文艺类型，内里隐藏的却是人们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谷鹏飞表示，《文类理论基础》突破了静态式、孤立式的传统文类研究范式，揭示了同一文类在历史上的谱系传承关系，阐明了不同文类之间的彼此影响关系，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西方文类体系。该书将文类问题置入与西方文学理论创作论、批评论、功能论等互动关系之中，将文类发展“小史”置于文学理论发展“大史”当中，重新锚定“文类”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揭示出“文类”问题的源发性与扭结作用，为学界突破经典教科书限于作品类型论之于文类的单向度认识，构建起以文类谱系为扭线的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体系。

　　会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艳丽谈到“这本书既理性深刻又充满才情。作者在这本书中写的不光是一个文类的历史，而且以文类为视角，切入西方的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等各方面，这就使这本书几乎一网打尽了西方所有文类理论，这也是其理性深刻的基础。”文字的优美和富于情感意蕴是优秀的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色，“作者在写柏拉图的时候，无奈于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理想国；写康德时，不禁在问，为什么文学在康德那里只是其理论大厦的‘边角余料’，我想，他在呼吁我们要重视文学，不甘心文学研究只处于哲学史、思想史的边缘。”

　　研讨会最后，陈军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感谢。陈军坦言，从硕士生阶段确定了文类理论的研究方向，至今已经持续做了20年，感恩无数师长一路来的帮助指点，感谢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尽心尽力的编辑和精湛的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