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诉求

2023-07-2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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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实现了世界美学史与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只有从“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理解和把握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意义,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哲学内涵和理论意义。从理论品格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本体论艺术哲学;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实践”的实践创造论艺术哲学;从价值诉求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认知美学”到“解放美学”的自由解放论艺术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艺术哲学 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论艺术哲学 解放美学
  作者宋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上海200240)。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实现了世界美学史与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中国当代美学家汝信曾指出:“马克思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美学家,他并没有写过系统地论述美学问题的专著,但他在不少著作里涉及美学问题时所阐发的一些基本观点,却在美学中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关于马克思在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一判断,并不仅是汝信个人的论断,而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然而,马克思所开启的“真正的革命”的理论实质与深刻内涵究竟是什么?应该从何种层面或何种意义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艺术哲学“真正的革命”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寻的重大理论问题。 
  总体而言,西方传统哲学主要由“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种哲学范式构成,一般称之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西方传统哲学虽然经历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两千多年之久的流变演进,但其基本范式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经两千多年之久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的真正含义。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终结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这就是“实践论哲学变革”。马克思指认哲学的对象是人及其现实世界,在分析批判人之异化的生存境况基础上,探寻“异化克服”与“全面自由”的人类解放道路。如果说,传统本体论美学追问“美的本体如何可能”,近代认识论美学追问“美的认识如何可能”,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则追问“美的自由如何可能”,由此实现了变革传统美学范式的“真正的革命”。因而,只有从“范式革命”的视域来理解和把握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意义,才能够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哲学内涵和理论意义。从理论品格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实践本体论艺术哲学;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实践”的实践创造论艺术哲学;从价值诉求上看,马克思开创了从“认知美学”到“解放美学”的自由解放论艺术哲学。 
  一、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马克思艺术哲学的理论性质与实践品格 
  从理论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体现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艺术哲学范式转换,由此开创了生存实践本体论的艺术哲学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凝练为“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的理论判断和定位,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重大哲学理论命题。这是因为,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品格,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显著特征的前提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这一理论判断和理论定位,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和重要理论成果,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当代探寻和意义展开,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与价值诉求,激活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如何解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即如何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成为摆在西方传统哲学家面前的一大难题。这意味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内涵和理论品格。大致上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总是割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将“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的问题封闭在抽象的思辨领域,无法辩证地理解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因而导致“认识与实践”的脱节、分离与对峙。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前提性理论意义”的首要观点和基本观点,正是通过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确立,马克思开创性地解决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与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境遇及其命运发展的思考,始终建立在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基础之上。传统形而上学将人理解为抽象的、理念的、精神性的存在,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人类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及其生存境况,以此揭示人类存在及社会历史发展之本源性秘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立发展,解决了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分离对峙,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辩证有机统一,实现了美的哲学与人的哲学、艺术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辩证有机统一,为现代艺术哲学开辟了“实践论转向”的理论空间。 
  青年马克思曾将自己的哲学表述为“实践的人本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等,其革命开创性意义在于,以感性实践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范式,开启了反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论变革。纵观马克思开创的哲学革命的演进历程,批判德国观念论哲学、颠覆理性形而上学,正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考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当年已经开始进行并基本完成的理论任务。1845年,马克思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简捷而凝练地表述了这一崭新哲学观或世界观的精神实质与理论旨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一表述,宣告了“解释世界”的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同时开启了“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以实践为基本论域和首要观点的全新哲学范式,由此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 
  在此,需要我们辨析的是马克思“哲学终结”与“哲学革命”的真实内涵和理论实质究竟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概括就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之终结和“改变世界”的哲学之创立。然而,尚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何为“解释世界”的哲学?何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如何理解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这一“哲学革命”的重大理论意义?大致上说,“解释世界”的哲学主要是指以认识论哲学为“理论范式”的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其重要代表为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观念论哲学;而“改变世界”的哲学则是指马克思所开创的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理论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以“解释世界”为“理论范式”的认识论哲学亦即近代形而上学哲学,这是一种建立在“主客二分认识论”基础上的概念的抽象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然,这种“理性形而上学”构成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哲学语境,同时也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所批判颠覆的理论对象。简要地说,“理性形而上学”建立在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之中,只能观念地、理性地、抽象地“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为扭转和颠覆这种“纯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将认识论难题置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来解决,超越了“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宣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终结。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只有真正地理解人类生产实践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存在论意蕴,才能实现对“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之超越。正是在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才可能消除掉不可知的神秘性,“自在之物”才能够变成“为我之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主义之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把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理性划分为“二元分立”的结构。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都试图找到弥合二元分裂对立的理论方法或思维方式。然而,西方传统哲学无法摆脱“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无法理解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历史意义,导致其“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就一筹莫展了”。康德难以填平“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相互对峙分裂所构成的巨大鸿沟;黑格尔虽已触及劳动对象化问题,但却把对象化活动仅仅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费尔巴哈则只是站在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机械、直观地看待世界,尤其是在历史领域更加难以洞悉人类“实践的批判的”存在论意义。针对德国古典哲学陷入的二元分裂状况,马克思将哲学的思考建立在真正的、现实的、感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思维方式,解决了“主客二元分立”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难题。 
  西方传统哲学始终难以摆脱“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之相应,西方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也始终受制于这种思维模式而难以突破和超越。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谈到传统哲学与艺术哲学的关联时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哲学同样也展示出我们在语言哲学中碰见的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它可以追溯到对实在的解释中的同一基本分歧。语言和艺术都不断地在两个相反的极之间摇摆,一极是客观的,一极是主观的。没有任何语言理论或艺术理论能忽略或压制这两极的任何一方,虽然着重点可以时而在这极时而在那极。”我们看到,在“主客二分”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持久影响下,传统美学或艺术理论主要分立为“客观论”与“主观论”、“再现论”与“表现论”。在美学或艺术理论史上,虽然“客观再现论”与“主观表现论”之间的论辩纷争持久不息,但从思维模式上看,两者都建立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或侧重于客观的一极,或侧重于主观的一极,无法弥合或填补二元对立的认识论鸿沟。马克思生存实践本体论艺术哲学的诞生,才真正回答和解决了传统艺术理论上一直纠缠不休的难题,将艺术理解为人类实践创造的产物,理解为主客统一的实践性创造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人类把主观的目的、意图、愿望、理想变为对象性的存在,把内在的审美理想、审美情感、审美趣味物态化为艺术产品,并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体验和观照自身的实践力量。 
  二、从理性认识到感性实践:理性形而上学批判与人的感性力量回归 
  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体现为,从“理性认识”到“感性实践”、从“抽象的唯物主义”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范式转换,由此开创了感性实践创造论的艺术哲学范式。 
  相较而言,对于唯心主义的理性抽象设定比较容易理解,可以直接称之为“概念哲学”“抽象哲学”“理性哲学”“意识哲学”“精神哲学”等,而对于唯物主义的理性抽象设定,则往往容易忽视或难以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近代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理性逻辑抽象“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此,马克思揭穿了理性逻辑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假象,指出事物一旦经由理性逻辑的抽象,便会丧失掉鲜活绚丽的生机活力,变成“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也就是说,理性形而上学的谵妄在于,自以为只有运用理性抽象和逻辑分析,才能越来越切近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本相,然而,适得其反的是,这只能越来越疏离事物本身,越来越遮蔽世界的真相。因此,要面向事物本身,要领会世界的真相,要恢复万物的生机活力,就必须揭穿近代形而上学的谵妄,祛除理性逻辑抽象的遮蔽——抛弃“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而去“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由于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揭穿理性抽象设定的虚妄,这就要求必须抛弃近代认识论的问题预设、提问方式及推论方式,即抛弃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仅仅在近代认识论哲学所设定的框架内对基本的范畴和命题加以置换或颠倒,是无法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哲学变革的。仅仅阈限于近代认识论哲学范式或问题论域中,简单化地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唯物”与“唯心”等二元对立概念命题颠过来或倒过去,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设定,依然无法摆脱“无人身的理性”的近代形而上学哲学范式,其“哲学革命”“美学革命”的理论任务也就无从实现和完成。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意义正在于,它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革命。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启了对“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形而上学的批判:“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人及其现实社会生活去抽象地设定物质概念的机械唯物主义不过是粗陋的“抽象唯物主义”,它与离开人及其现实生活去抽象地设定精神概念的粗陋的“抽象唯灵论”——唯心主义,不过是近代认识论理论范式的同体两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十分明确地表明其实践哲学的崭新方向:“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抽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批判立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视域看,如果说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精神概念”的话,那么,抽象的唯物主义则发展了“物质概念”。两者表面上看似对立,但其“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和理论实质却同体相连。 
  与抽象的唯心主义崇尚“无人身的理性”相同,抽象的唯物主义导致“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抽象的唯物主义离开感性的、对象性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客体的、直观的形式设定“物质”的本体地位,只能得到与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本体。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成为向人生成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抽象的自然界……无非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设想了一个提问者。这个提问者向马克思提出了“第一因”的本体论式追问:“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马克思回答说:“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把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里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那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第一因决定论”或“终极实在论”等传统本体论问题,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或抽象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势必是一种粗俗的形而上学本体论。 
  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或抽象的“物质”存在,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及人的存在,反对“无人身的理性”的传统形而上学,反对“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由此生成生存实践本体论的艺术哲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审美源自“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即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实践创造活动。所谓对象化即主体力量的外化、物化,而这种对象化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主客体融通凝聚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过程,换言之,也只有通过感性的对象化实践,才能实现这一过程。正是在艺术审美的对象化活动中,人把自身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物化到对象产品之中,在其所创造的作品中观照到人的智慧、情感和力量,直观到艺术审美理想变成感性的具体形象,从而激起惊奇、热爱、喜悦和情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获得艺术审美的享受。在艺术生产的对象化活动中,人把感性形象作为表达自己审美意识的象征物,使自然人化,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如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梅兰竹菊”,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它们已不再是自然的植物形象,而成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四君子”。我们观赏“梅兰竹菊”,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感觉认知提供简单的有待认识的物象,而是为了领略其感人的精神品位和人生况味。自然的植物形象之所以会具有人格的精神和力量,正源于艺术生产对象化的创造。艺术家通过艺术生产的审美创造把主观的审美情感融注于具体的感性形象之中,使自然人格化、宇宙人情化、对象审美化,从此意义上说,没有感性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便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艺术审美创造。 
  三、从认知美学到解放美学:马克思艺术哲学的自由理想与价值诉求 
  从价值诉求上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实践品格体现为,从“审美自律”到“审美批判”、从“认知美学”到“解放美学”的艺术哲学范式转换,由此开创了审美自由解放论的艺术哲学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自由解放的追求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或人的存在方式,深刻地分析与批判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致力于探寻人类自由与解放的道路。在此意义上说,正是围绕“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马克思开辟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式与思想道路,由此凸显出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把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理论求索,并把自己的本体论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则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从‘物’的普遍统治、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哲学旗帜;‘解放’的‘根据’,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这表明,马克思的本体论既是从思维方式上与传统本体论的断裂,又在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中开辟了本体论的现代道路。”如果说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核心理论任务是“认识如何可能”,那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任务就是“解放何以可能”。如果说形而上学终结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的重要主题,那么,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则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范式革命”的核心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势必要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范式转换。大致上说,我们可以将这一范式转换概括为从实证美学到批判的与解放的美学的革命性转换。这里所说的“批判的美学与解放的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追求。马克思的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学说,它始终关注资本主义境况下的人类生存,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揭示人类异化的历史现实,探寻人类自由发展的解放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观是实证主义的主要反对者,同时也可以看做是诠释学的竞争对手。与科学主义的理解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直接对准核心。作为对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放弃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价值中立信念。其论点是自我改造,而不是自我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科学知识必须是批判的知识,因为实证主义知识或纯粹的理解都是现存社会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里,批判和解放是辩证的联系在一起的”。从此意义上看,马克思辩证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并不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因此,应该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理解为人的解放的方法或学说,也正是在这一理解中,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才可能摆脱认识论、知识论的立场,恢复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涵,进而焕发出革命的、批判的理论锋芒。马克思的批判锋芒直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展望艺术审美的乌托邦想象,探寻人类自由解放道路,凸显出思想精神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美学变革生成为一种“批判与解放”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范式。 
  德国古典美学家将艺术审美与自由解放视为两个密切关联的命题,将艺术审美与人的自由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为一体,从而使艺术审美创造活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存命运的自由哲学高度。在席勒眼中,美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美,人们才能走到自由”。黑格尔也曾明确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在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家看来,自由内在地凝聚于艺术审美之中,美的真正价值也就在于自由。因而,艺术审美活动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的消遣娱乐活动,它是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塑造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一种途径,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趋近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源,将艺术审美创造与人类自由解放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类是唯一懂得自由、追求自由并创造自由的生命物种,自由自觉的尺度标志着人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真正生成为人本身。在众多物种之中,只有人类才具有审美的能力,也只有人类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审美创造。人类通过积极的创造性劳动实践活动,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生产和审美创造,艺术作品正是人的审美创造力的凝聚和物态化产品,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指出的那样:“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动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消极被动的,它只能在自然规律支配下进行自身的片面生产,而人类则能够进行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自身的全面生产。通过这种创造性活动,人把主观的目的、意图、愿望、理想变为对象性的存在,把内在的审美理想、审美情感、审美趣味物态化为艺术产品,并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体验和观照自身的自由。 
  艺术创造的是一个全面完整的属人世界。与艺术相比较,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样式都具有单一片面性的缺欠,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文化世界。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都看到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异己化”“异化”的现实。人类曾经试图凭借“宗教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来改变世界,但却都走向其反面。“宗教的力量”创造了一个神秘化的彼岸世界。在这样的“宗教异化”的彼岸世界中,人的力量异化为神的力量,最后人却将其创造的世界让渡给了上帝的世界,人反而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丧失掉自身,成为卑微渺小的赎罪者。“道德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强制的规训世界。在这样的“道德异化”的规训世界中,人的内在道德诉求异化为外在的强制规训命令,天理走向人欲的对立面,最后道德规训成为束缚压制人的自由的宰制力量。“技术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工具化的技术世界。在这样的“技术异化”的工具世界中,人的智慧异化为技术的力量,最后手段成了目的,人的行为被技术工具所全面操纵,人本身也成为有待技术处理的对象。“资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物欲化的世界。在这样的“商品异化”的物欲世界中,人的欲求异化为物的欲求,人的万能异化为资本的万能,最后物质欲望和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了整个世界和人自身,人成为人所创造的商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进程无疑加剧了人之异化的严峻现实,使人类陷入异化的命运之中而难以逃脱。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异化的天命”?人们不再寄望于“宗教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资本的力量”,转而找寻“艺术的力量”,寄望于艺术审美的自由解放。这是因为,在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样式或形态中,艺术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己性”的历史使命,以全面整体的方式观照世界及人的存在命运,对抗片面发展的文明样式,对抗人类异化的生存悖论,坚守审美乌托邦的艺术理想,形塑健全的整体的自由的人生境界。 
  马克思写道:“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劳动是“内在的必然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艺术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艺术生产和消费,美的创造和欣赏,不仅标志着人与动物不同,还标志着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自由完满的境界。因而,艺术生产能力或审美创造能力是衡量或象征人类自由生成的一个尺度。在自由审美的劳动活动中,劳动成为人的内在生命活动表现,劳动产品成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创造性地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因此,在未来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艺术家:“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在通过劳动实践自我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在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创造世界、创造美、创造艺术的历史行程中,人类始终行走在一条艰辛复杂而曲折的道路上,“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只有属人的具有创造性的自由劳动,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实现,才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因而,才是艺术审美自由境界的实现。在此,艺术审美的追求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审美之谜的解答与人类之谜的解答成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代性批判关乎 “现代命运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共产主义展望,始终凸显艺术审美的追求,由此规定和指明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概言之,马克思以“批判的美学与解放的美学”为全新的理论视域与思想旨趣,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真正实现了哲学史、美学史与艺术理论史上的思想变革与范式革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诉求表明,当今时代依然是马克思理论所表达和把握的时代,当代思想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时代难以超越的理论范式。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