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复危机”的说法不仅困扰着一线研究人员、学术期刊编辑等学术界从业者，而且挑战了公众对科学的权威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及其结论可靠性的整体信任，本报记者已经对这一问题做过报道。随着报道的深入，记者发现，研究结果是否“可重复”不仅涉及学术规范或者发稿标准等技术性问题，而且涉及理论与实践、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等根本性甚至战略性问题。针对“重复危机”表象之下隐含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相关难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外国学者。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官方网站报道，大约20年前，一场对于社会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领域已发表文献可信度的“清算”在学术界掀起了反思潮流。当时，有几项大规模研究试图重复先前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或是无法实现，或是只能在比原研究小得多的量级层面重复。这使得相关研究结果及之后的社会行为科学研究的可信度都遭到质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布莱恩·诺塞克（Brian Nosek）告诉记者，尽管可重复性很重要，但对已发表的研究结果进行的系统重复研究发现，在各学科中，可重复率均低于预期。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研究中的常见做法可能会导致证据被夸大，进而降低已发表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通过挖掘“可重复的发现”（replicable findings），科学让人们逐步了解这个世界，为已有知识和新知识建立联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斯蒂凡·施密特（Stefan Schmid）曾从理论角度探讨相关问题。他表示，重复是实证科学中验证事实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关于重复的含义和有关程序有多种说法，但在当时的学术界（2009年），相关系统性文献相当匮乏。在社会科学研究日常工作中，有关重复的理论需求较少得到满足，一些需求在可行性方面难以满足，而另一些需求受到出版因素的限制。“重复”可以为现有知识和新知识建立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善处理“重复”这一概念，明确而系统地加以应用，充分挖掘其潜力。

　　南非沃尔特·西苏鲁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授桑迪·萨姆森·巴巴罗拉（Sunday Samson Babalola）等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实践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包括失当行为、发表偏倚、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方法论挑战以及重复研究不充分等，需要妥善的处理机制来应对这些挑战，实现知识生产的预期目标。其中，可重复性指的是其他研究人员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获得相同发现的能力，可被视作某项研究结果可信、信息量丰富的基础条件，而重复研究意味着收集和分析数据以确定新研究是否能全部或部分提供与早期研究相同的结果，是判断科学成果的决定性标准。

　　巴巴罗拉等人还提到了不同挑战之间的关联。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自我纠正，通过识别和纠正已发表研究结果中的错误，长期运转的科学方法保证了对正确理论的汇聚，而发表偏倚可能对重复研究等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这一过程造成阻碍。重复在理论发展中有相当高的价值，它要求科研人员公开研究材料，因此，有纠正已有研究成果的发表偏倚和提高研究透明度的作用。尽管重复对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却未在实操层面上得到充分实施，对于这一差距出现的原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假设。其中一种解释指向了社会科学研究要彰显独创性的压力。学术出版商和研究资助机构偏向于支持初创性研究，重复研究较难得到期刊或资助机构的认可。由此可见，社会科学期刊需要提高对重复研究的接受度，并创办、完善专注于此类问题的学术期刊，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最近，由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在重复的可实现性研究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乔恩·克罗斯尼克（Jon Krosnick）向本报记者介绍说，他们发现，当进行最佳实践时，可以在研究中观察到较高的重复率。这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美好的前景，即高水平的可重复性是可以企及的。诺塞克表示，重复（replication）是使用新的数据测试同样的研究问题，再现性（reproducibility）是测试对相同的数据进行同样的分析是否会产生与以前一样的结果。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在研究中很重要。当我们相信已经发现了一种规律时，若满足了必要的条件，理应有机会再次观察到这种规律。如果我们不能明确指出再次观察到同一规律的必要条件，就会失去发现规律的信心。目前学术界存在一些有问题的做法，比如，有的研究人员致力于通过捕捉积极、新颖的结果来获得在论文发表、研究资助和工作职位方面的奖励，而不是进行严格、可重复的研究。基于研究结果的奖励成为忽视负面结果的动机，使研究人员在严谨性上“偷工减料”，并进行破坏可靠性和可信度的可疑研究实践。据诺塞克介绍，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多个实验室进行了前瞻性重复研究，希望从获得发现到进行独立的重复都能保持严谨缜密。这涉及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推行高度问责制，让参与研究的实验室知道其发现将被重复；使用大量样本来精确化估算结果；对研究设计和分析计划进行预注册以消除忽略无效结果的偏见，并明确事前计划的内容和事后获得的信息；在实验室之间共享材料和协议以便进行有效的重复研究。

　　在采取上述做法后，诺塞克等人观察到可重复率明显提升。在他看来，这表明，达到高水平的可重复性是可能的。他们希望能在今后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以确定哪些因素是提高研究可重复性的最大贡献者。诺塞克所在的开放科学中心为研究人员提供免费服务，以提高其研究的开放性、严谨性和可重复性。例如，通过免费、开源的“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提供协作管理服务，支持预注册、研究过程中数据和材料的管理、数据和材料的存档与共享、对预印本及研究过程中其他输出的共享等。

　　“重复危机”带来的或许并不只是焦虑，人们也可以将其看作学术界乃至人类社会共同商讨如何提升对科学的信任度的重要契机。日本九州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副教授山田裕贵（Yuki Yamada）提出，追求积极结果的传统态度使研究蒙上了一层迷雾，人们应该改变科学界普遍存在的“发现积极结果等于胜利”的固有思维模式。他就提升研究实践的透明度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最大限度地推广预注册，使其成为强制性制度。这将使预注册的价值从界定研究是否合乎伦理道德，转变为通过研究透明度表现来更明确地区分理论工作和实证工作。如果所有研究都是预注册的，那么一项研究的伦理就不受预注册本身的支配，预注册也就更难被“破解”。第二个建议与预注册的后继模式有关，山田裕贵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设想——理论与实证要素不需要共存于同一篇论文之中。也就是说，一些学者可以写一篇只涵盖理论论证的论文，评估理论的有效性以及是否形成了恰当的假设；而另一些学者可以写一篇只聚焦实证材料的论文，并开展相应的实验和分析来进行检验。在他看来，这样的研究分工将有助于清除预注册实践面临的障碍，促进催生更自然、更易操作的重复研究。此外，对专注于实证材料的论文，可以在没有预注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重复。如果第二个建议得以实现，进行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和研究不端行为的“需求”将会降低。当产出积极结果不再是研究人员接受评判的标准时，“积极结果至上”的态度也有望被科学界摒弃。

　　在观念变革层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理念是“慢科学”。考察了对依恋理论在不成熟状态下的过早应用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荣休教授马里纳斯·H.冯·伊杰正多尔恩（Marinus H. Van IJzendoorn）等人发现，不仅重复研究不多，而且当相关研究结果发表时，往往也是无人问津。可重复性是负责任地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政策和实践的必要条件。重复危机和转化缺陷的相互交织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要应对这一挑战，价值观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从“慢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某一领域的研究结果还不成熟时，提出某项指导社会生活的建议或反对意见都可能为时过早。人们应该避免过度使用口号，因为这些口号把复杂的科学辩论变成了一维、误导性的“漫画”。生物医学领域的教训是，探索性研究结果的过早转化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医源性副作用。伦理话语不是研究人员的专有权利，产生关于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或临床实践的伦理话语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然而，这不一定意味着某种激进的转向。例如，在包括数据分析在内的研究周期所有阶段，让社会参与者与研究人员“平起平坐”。专业知识、责任和任务的分工对于保证合作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在合作研究中每个人的贡献是平等而非相等的。

　　重复的核心命题可以作为理论转化成政策和实践的关键线索。然而，尽管可重复的发现是必要的，但可能不足以使其从科学走向应用。弥合重复和转化之间的差距、“是如何”与“应该如何”之间的差距，还需要学术界与研究参与者及与研究相关的公众进行开放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