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当下才能更好理解过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自身研究，谈谈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首先，能受邀参加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次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学术界最新动态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深受启发，让我不断思考：考古学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未来的考古学家应当做些什么？

　　我的研究横跨考古学与遗产研究两个领域。遗产研究，尤其是其中涉及非物质层面的部分，让我获益匪浅。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了解当今社会如何运作，就难以真正理解过去的社会。我们可以尝试把这种视角带入考古学。当然，这里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社会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就像面对一件器物时，考古学家所掌握的远非全部真相，还有许多未被讲述的故事。

　　就非物质层面而言，考古学家无法直接触及器物当时的使用情境，但它们可能曾在许多今天已无从知晓的场合中被使用，因而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推想，这是我从自身研究中逐渐体会到的。这次论坛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非常及时。它促使与会者反思：我们能从考古中学到什么？器物能告诉我们什么？在我看来，器物可以揭示环境、社会、年代等方面的信息。

　　今天的考古学已不同以往，过去我们靠双脚行走田野、埋头勘探，如今则借助高度精密的数字技术开展工作。自从进入考古这一行，我亲历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变革。通过与中国、欧洲等地的同行合作，非洲考古学家已经能够开展多种类型的调查，不仅提升了研究水平与效率，而且不再完全依赖长年累月的徒步搜寻。

　　将全球南方考古成果系统性推向世界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考古论坛已成为推动考古发现、促进学术交流、展示各国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高端国际平台。请问，您如何评价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宗旨与特色？

　　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是，切实保障了那些参会有困难的人士也能获得支持并参与其中。这体现了真正的包容精神，以及论坛在理解全球考古动态、凝聚各方智慧等方面所做的真诚努力。这一点，是许多其他论坛尚未做到或未能充分实现的。

　　具体而言，本届论坛有力提升了那些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派、研究方法或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能见度与话语权。它成功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展示了中国当下的考古工作。近年来，中国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抢救和保护那些年代久远、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考古遗存。如果不及时开展这项工作，许多文明线索可能将永远消失。这些系统而深入的考古实践，助力中国站到了与其他考古强国平等对话的平台上。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都会积极把握这样的机遇。

　　相比之下，肯尼亚和许多非洲国家可能无力独自举办如此规模的会议。尽管非洲也有相关学术会议和组织，但许多考古项目并非由非洲学者主导，因为其成本非常高昂。中国则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开展如长江口二号古船、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井头山遗址、河姆渡遗址等重要考古项目，并能在学术论坛、公众讲座和博物馆中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示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考古领域的“南南合作”在重塑人类文明叙事、提升全球南方历史话语权方面的独特价值？

　　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本届论坛的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将全球南方的考古成果系统性地推向世界舞台。这有力地表明，人类文明并非单一源头，而是拥有多元交织的发展脉络。以非洲为例：若要追溯技术起源，就必须提及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石器，它们正是在肯尼亚出土的；而要探讨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历程，也无法绕过非洲，因为这里不仅是智人生物意义上的诞生地，更是人类技术发明与认知演进的原初舞台。

　　遗憾的是，这些源自非洲的关键历史维度常被忽视。考古学界往往更关注晚近的历史阶段，却容易忘记所有这些较晚的历史发展都建立在来自全球南方的、更为古老的历史基础之上。我认为，本届论坛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不仅促使国际学术界重新审视理解历史的方式，而且推动人们关注全球南方自身的知识体系发展脉络与独特贡献。

　　真正的进步来自开放融合。考古学研究需要汇聚各方视角、方法与见解，而不是简单强调“这是谁的发现”。唯有如此，研究才能超越地域，触及更深层的人类历史逻辑。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非洲考古成果在国际平台上得到充分展示，也希望能开展像“15世纪中国与非洲贸易交流”这类课题一样有深度的研究，将这类跨文明课题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思维方式与现代诠释中加以探讨，正是考古学可以发力的方向。

　　考古领域的“南南合作”具有巨大潜力。通过知识共享、方法对话与平等协作，我们能够为世界贡献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历史见解，共同构建更加平衡、更具包容性的人类文明史观。

　　考古新证改写并完善史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展示的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11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

　　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作为评审顾问之一，我也参与了部分项目的提名。无论是被列为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还是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其根本前提在于它的独特性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尤其强调该项工作能否揭示以往未被认识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调查与发掘成果。

　　举例来说，摩洛哥拉巴特国家考古与遗产科学研究所（INSAP）教学科研人员、考古学家优素福·布克博特（Youssef Bokbot）、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所长西普里安·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科学研究所（CNR-ISPC）高级研究员朱利奥·卢卡里尼（Giulio Lucarini）通过对乌德贝特新石器时代社会的研究，提出大西洋、撒哈拉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这一结论不仅能够从他们分析的物质文化遗存中得到清晰印证，而且是研究欧洲与非洲关系的新视角。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法国国家防御性考古研究院的克里斯托夫·贝尼耶（Christophe Besnier）在论坛上介绍的巴黎圣母院灾后考古发现。火灾后的重建工程启动时，没有人知道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而如今人们发现，巴黎圣母院下方保存着极为丰富的遗存：包括公元1世纪的地面遗迹、墓葬，甚至还有早于巴黎圣母院本身的墙体遗存。可以说，2019年那场悲剧性的大火，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考古的“意外收获”——它让我们意识到，地上建筑只是历史的一层，地下还埋藏着更丰富的往昔。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体来看，这些入选的成果都以独特而扎实的研究不断重塑着我们的认知。未来，随着新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今天对历史与文明的许多理解都有可能被补充、修正甚至推翻。因为眼下讨论的某些发现，在几年前还完全不为人知；现有的史书和考古专著，也必然要随之更新。我们的教科书内容，也将不断迭代。

　　考古学从来不是静止的，始终在动态中演进，而技术正是推动这一演进的重要力量。

　　揭示古人类的内在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前技术相关考古发现，如何挑战现代人对技术的定义与讨论，进而重塑我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在本届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从适应性技术、连通性技术、生产技术、城市技术、意义技术五个维度，系统构建并深化关于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三者关系的对话。事实上，如果没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家对那些遥远时代遗存的发掘与研究，我们今天甚至无法真正谈论“技术”——因为一切技术都有其发展的起点。

　　有一点必须明确：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往往并不相同。在我看来，技术很难被单一界定，因为它本质上与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我认为，技术关乎人造物，也关乎一切经由人为制作、凝结了某种技能或智慧的事物。于我而言，一切运用特定技巧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属于技术。在制作某一物品前，制作者心中已有一个构图。制成的物品或具审美价值，或具实用功能，但其中必然融入了某种技巧，往往还借助了特定的工具。

　　我认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此。没有技术，人类的创造活动便无从谈起。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要从肯尼亚出土的距今约330万年的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石器说起，如果当时的古人类没有产生“将石头修整成特定形状以用于切割或挖掘”这样的念头，他们就不会制作出这些石器。这些石器以特定的、规律的方式打制而成，其背后意图明确：制作者想通过这种方式剥离石片，使其成为某种可用的形态。

　　在井头山遗址看到的骨鱼镖让我深受启发。它们与在肯尼亚发现的同类工具非常相似，都是带倒刺、用于特定捕鱼方式的工具。关键在于，这本身就是技术：人们是如何决定将骨头加工成这种形状以辅助捕鱼的？这种技术并非中国或非洲所独有，它在不同地域呈现高度相似的形态。这正是技术所能揭示的、常被忽视的人类祖先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我们思考社会时，其实也在思考技术。以骨制鱼镖为例，它们能够传递丰富的社会信息：揭示环境特征（捕鱼环境）、制作者身份、制作年代等。因此，当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三者深度结合时，便能为我们揭示极其丰富的历史图景，并推动面向人类共同未来的深刻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