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首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一系列庆祝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宣布每年6月10日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得到了80多个国家作为共同提案国的广泛认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和平依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普遍愿望。当世界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鲜明的现实意义，为文明共生共荣带去了曙光。

　　文明对话活动的最新动态 

　　“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文明对话活动的最新动态，也是顺应世界和平潮流的深刻体现。决议承认对话对于认识、了解与传播《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决议强调，所有文明成果都是“全人类的集体遗产”。

　　回望历史，1998年，联合国大会首次通过决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并于2001年通过《文明对话全球议程》。2005年，“联合国文明联盟”创立。2013年，联合国启动“文化和睦国际十年”计划。

　　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全球对话系列活动纷纷展开。“《文明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I”“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世界愿景”等展览，在联合国总部隆重启幕。同时，“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等高水准的文化盛宴，吸引了众多国际文化名人。位于日内瓦、维也纳、巴黎、内罗毕等世界各地的联合国机构，也举办了相关主题活动。

　　“如今，联合国通过‘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一纪念日，并将其纳入联合国正式文件和决议，是一项颇为重要而有价值的举措。作为决议的发起方，中国在其中的出色作用令人敬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哲学系俄罗斯籍研究员汉伊理（Ilya Kanaev）表示。

　　汉伊理向记者阐述，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同联合国一贯倡导的文明对话理念一脉相承，也与推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落地生根高度契合。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今天，“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可谓恰逢其时，将为消弭文明隔阂、化解文明误解带去新的信念与希望。

　　彰显东方大国的外交风范 

　　中方倡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体现了中国对联合国权威的坚定维护。中国致力于全球文明多样性的行动有目共睹，彰显出一个东方大国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外交风范。例如，首届中国—中亚峰会邀请中亚五国参与实施“文化丝路”计划；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提出愿同阿方设立“全球文明倡议中国—阿拉伯中心”；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表示与非方携手推进“文明互鉴伙伴行动”；喀山金砖峰会提出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

　　对此，汉伊理极为赞赏。他表示，当一些地方在如火如荼地奉行西方文明的时候，中国正在致力于破除文化的藩篱、搭建对话的桥梁。“有一种声音认为，人类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脆弱的临界点，一场压倒性的冲突可能摧毁整个世界。对于人类作为集体的未来走向，中国有着深邃的思考，并始终提倡以合力与共识，在国家间架起合作的桥梁，从而塑造不同于单一文明的叙事模式。这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廓清文明迷思做出的努力。中国也充分意识到，真正坦诚、高效的对话不会存在于不平等的双方之间。任何有意义的对话都必须建立在自立自强且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汉伊理说。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汉伊理如此感叹。在他看来，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持续的进步需要不同文明的相互激荡与碰撞。人类必须携手合作，向与自身不同的他人学习。

　　激发传统文明的现代活力 

　　文明的形式千差万别、千姿百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维持现状的重要优势，也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文明也应随时代变化而更新。“文明对话国际日”在倡导发掘传统文明价值的同时，鼓励在新的条件下激发传统文明的现代活力。

　　谈及此，汉伊理表示，对传统文明的传承、弘扬、升华永不过时。延续和守护传统文明并使之薪火相传、焕发出全新的现代活力，是一项重大时代课题。正如种群的变异对于适应环境变化至关重要，全球文明也应当演绎出不同的形态。由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没有一个单一的文明结构能够永远完美地适应外部环境。

　　“无论一种文明多么辉煌、完美、仁慈或高尚，若它变得僵化而不可改变，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时刻——这可能导致文明的式微、中断甚至衰亡。纵观人类文明史，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没有任何文明是静态的实体，或一成不变。因此，有必要保持文明形态和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也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要义之一。”汉伊理如此描述。

　　此外，由于文明是人类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因而它们的当前形态反映了在特定条件下茁壮成长的最佳方式——若置身于另一种环境，这种方式可能令某一种文明无法适应。汉伊理举例称，西方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克服了欧洲恶劣的竞争环境，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中演进，虽然也曾遭遇过殖民主义的破坏，但它成功地从历史低谷中反弹，并始终保持强劲而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建立在尊重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这构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

　　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合作

　　1993年，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冲突的基本根源将是文明方面的差异。自提出以来，该理论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激烈的争论。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今，世界正从地缘政治竞争的时代转入“文明竞合”的时代。一些学者因此提出了“文明竞合”的概念，即文明相处之道表现为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存在于不同文明体之间，也可能存在于同一文明体内部。

　　谈及以上观点，汉伊理表示，“文明冲突论”已被历史证明是过时而狭隘的。事实上，不同文明体之间，如东西方文明之间并非如亨廷顿宣称的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依存。“文明冲突论”的学术漏洞在于，过于强调不同文明的矛盾和隔阂，且将文化的特殊性彼此对立。

　　的确，某一种文明“一家独大”的时代早已逝去，但在实力不匹配的文明合作情境下还能产生合作吗？汉伊理说，“我们会发现，当双方目标一致时，即使各自所拥有的实力、资源不同，合作也将成为可能。因此，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合作，必须在壮大自身文化实力且实现文化资源多样性的同时，创造双方共同的目标，也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旨所在。从长远看，共同目标将为不同文明的持续进化铺平道路”。

　　“如今，文明的走向不仅涉及文化领域，也正在影响着全球政治。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善与恶、优与劣，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的理解。”汉伊理评论道，每一种文明的演进都会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在形成之初，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应对外部环境挑战；二是在发展中期，旨在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三是在繁荣鼎盛期，会主动寻求文明的推广或传播。这是任何一种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趋势。

　　“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实现某一种文明的推广或传播，以及采取何种形式。答案可以是采取领土扩张和殖民方式，也可以是专注于将具体的文明形态丰富化，后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软实力提升，以及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来实现。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殖民成为最简单的途径。值得钦佩的是，中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历史智慧避开这些‘文明陷阱’，与各国在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同向而行。”汉伊理总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