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重新定义“繁荣发展”

探寻更具人文性的繁荣发展之路

　　人类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现美好生活？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科学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者们一直在探索这一问题。近期，美国贝勒大学社会科学杰出教授拜伦·R.约翰逊（Byron R. Johnson）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学系教授泰勒·J.范德韦尔（Tyler J. Vander Weele）等学者重新定义了“繁荣发展”（flourishing）概念。他们认为，“繁荣发展”并非单纯的幸福或成功，而是一种涵盖积极情绪、投入感、人际关系、生活意义和成就的多维福祉状态，这一理念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概念。

　　约翰逊和范德韦尔团队在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项基于三年研究数据集基础上，启动了为期五年的全球繁荣研究（Global Flourishing Study）。阶段性研究发现，繁荣发展的定义因地域文化和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各国实现繁荣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他们希望通过揭示人类繁荣发展的多维度和多层面，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使其能够根据文化和国情制定相关政策。

　　在跨文化背景下衡量人类繁荣 

　　全球繁荣研究是一项纵向队列研究，覆盖了来自22个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国家，样本量超过20万名参与者，涵盖六大洲，并采用全国代表性抽样方法。研究计划于2022年至2027年间每年收集数据，旨在评估繁荣发展的多方面特征及其潜在决定因素。目前，第一轮数据（主要为2023年数据）已于2024年2月发布，第二轮数据（2024年数据）于2025年4月发布。

　　研究团队认为，繁荣发展不仅关乎个体的内在感受，更涉及整体生活模式的良好状态，包括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场所、朋友等周边人群与环境的诸多因素。研究围绕六个维度展开：幸福与生活满意度、身体与心理健康、生活意义与目标、品格与美德、亲密社会关系、经济与物质稳定，并通过0—10分的量表量化参与者在这些维度上的表现。

　　美国瑞金大学心理学与咨询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维克多·康泰德（Victor Counted）表示，全球繁荣研究面临的一项挑战在于，研究在22个国家使用了相同的问题集。这种“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方法虽便于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结果比较，但也可能遗漏繁荣发展的细微差别与本土意义。因为某些在特定国家或情境中出现的幸福或目标感因素，在其他国家或情境中可能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

　　衡量指标应包含多个维度 

　　在福祉科学研究领域，许多文献往往聚焦于单一的人生评价问题。范德韦尔和约翰逊在《自然》杂志评论文章《为什么要衡量民众幸福感——全球调查的经验启示》中指出，《世界幸福报告》的全球排名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的一个问题，该调查采用了坎特里尔阶梯（Cantril Ladder）。问题表述为：“请想象一架底部标号为0，顶部标号为10的梯子。梯子的顶部代表对你而言可能的最美好生活，底部则代表最糟糕的生活。你会说自己目前站在梯子的哪一级上？”近年来，已有学者对该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它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地位和金钱，而忽略了人际关系等其他幸福因素。

　　范德韦尔和约翰逊在《自然·人类行为》的一篇评论文章《多维度与单一维度的福祉研究方法》中提出，若要更有力地推动繁荣发展，就必须考虑其多维度特性。学术界应承认并不存在单一的福祉衡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无法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孤独感、社会分裂和生活无意义感也可能普遍存在。虽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促进公共卫生及水电能源获取等影响福祉的主要因素，但并未涉及人们对自身生活有无目标和希望等主观感受。

　　全球繁荣研究的阶段性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当综合考虑幸福、健康、意义、品格、人际关系和经济安全等多个繁荣发展领域指标时，研究人员发现各国以不同的路径实现繁荣发展。来自较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研究对象，往往报告更高的总体生活评价和主观的经济安全感，但这些优势并未体现在其他指标上。例如，日本和土耳其的繁荣发展得分相对较低。日本经济虽然较为发达，但民众的幸福感较低，社会联系也较为薄弱，长时间工作和压力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而在土耳其，政治和金融挑战削弱了民众之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研究还发现，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生活意义、亲社会品格和人际关系质量方面表现优于高收入国家。例如，在22个参与研究的国家中，瑞典的总体生活评价排名第2位，但在人生意义方面排名第19位。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在人生意义、目标、人际关系和品格等多领域得分颇高，是整个研究中多数指标得分最高的国家之一。墨西哥和菲律宾也展现出强劲的表现，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及部分其他国家，但人们称自己拥有强大的家庭纽带、精神生活和社区支持。

　　新发现挑战“U型幸福模型” 

　　研究团队发现，在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墨西哥、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众多国家，繁荣发展水平通常随着年龄增长而稳步提高，而最年轻的18岁至24岁群体处境最为艰难，年轻人面临困境已成为全球现象。康泰德等人表示，这一发现与早期主要关注生活评价或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早期研究表明，福祉在人生过程中呈U型变化，即年轻和年长群体的福祉水平较高，而面临照顾幼儿、赡养老人和职业挑战等问题的中年人福祉水平最低。尽管这种模式并非普遍适用（例如在波兰和坦桑尼亚，繁荣发展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但在许多国家，年轻成年人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心理健康挑战、经济不安全感以及意义感缺失，这些因素扰乱了传统的“U型福祉曲线”。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社会和政策层面需要更多关注青年群体的福祉。

　　在繁荣发展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方面，康泰德等人表示，全球繁荣研究的许多初步结果既证实了之前有关福祉研究的发现，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差异，并将这些发现扩展到全球范围。例如，在许多国家，已婚者比单身者报告了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且生活更具意义。但在印度和坦桑尼亚，情况则相反。从22个国家的整体汇总来看，男性和女性报告的繁荣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在部分国家，男女之间的差异显著。例如，在日本，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而在巴西，男性的得分则高于女性。

　　繁荣发展具有多面性 

　　全球繁荣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幸福、健康、人际关系和安全感等基本需求有着共同的渴望，然而，不同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却各不相同。这表明，繁荣发展具有极强的多面性，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人类繁荣的内涵因地域文化及个体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

　　范德韦尔指出，繁荣发展并非仅仅是健康、生活满意度和经济安全的简单体现。虽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这种发展必须以不损害人际关系、生活意义和品格为前提。他感叹道：“也许在西方，我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得太多……而这可能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繁荣的正确路径。”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繁荣发展路径，不仅对个人至关重要，对社会的繁荣同样意义重大。如果不能致力于维护人际关系，不能对所有人秉持亲社会的取向，我们又如何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呢？

　　哈佛大学人类繁荣项目（The Human Flourishing Program）研究副主任布兰登·凯斯（Brendan Case）对本报记者表示，各国政府应该定期评估繁荣发展状况。这种评估既可以从宏观角度（如全球繁荣研究的方法）进行，也要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尤其要衡量在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繁荣因素。这种衡量本身也是一种治理措施，因为它能够引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过去难以评估的生活领域。政策制定者还应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社区参与，特别是家庭的形成，因为家庭仍然是世界上许多人实现幸福和繁荣的关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