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哈尔伯特·邓恩（Halbert L. Dunn）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人类与社会的高水平健康》中首次使用“整体健康”这一术语描述了一种追求全面健康的方法，这种方式对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人生目标感）给予同样重视。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对健康的态度和认知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孕育了一种积极主动、以社会为导向的身心健康法门。莱利表示，实现整体健康不仅仅是不生病，还要求人们反思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身体状况、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社区参与和个人志向。整体健康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长期改变个人行为来释放个人潜力，以饱满的身心状态造福社会。

　　在著作中，莱利对正念与整体健康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剖析。197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荣誉医学博士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向大众教授正念减压疗法。在卡巴金看来，正念意味着个体采取平静而从容的态度面对和接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定期冥想或轻微调整工作方式来缓解压力。莱利指出，正念能被当代企业文化所吸收，正是因为它将应对压力的责任推给了个体员工，进而维护了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这一观点与20世纪70年代整体健康的倡导者，如约翰·特拉维斯（John Travis）医生和唐·阿德尔（Don Ardell）博士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都把工作压力看作“工作至上”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是一种必须加以处理的社会问题，而非个人能力问题。例如，特拉维斯探讨了员工久坐不动和在办公室工作的健康危害。阿德尔表示，随着职业倦怠现象在西方社会越发普遍，雇主有责任为员工提供带薪休假，设立灵活的工作时间，或者安排远程办公来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莱利表示，二人还设想了一种以健康为核心的公民概念，强调社会福祉建立在对个人健康持乐观态度，同时以目标为导向追求健康的基础上。

　　近年来，西方社会常常调侃20世纪70年代即将回归。莱利则认为，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将20世纪70年代视为社会衰退、城市地区冲突不断和工业领域充斥着不满情绪的时代。此类观点体现出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展现出西方文化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交叠。也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开始关注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问题，例如孤独感、信息过载和过劳疲惫，并从社会层面严肃地探讨中年危机和神经衰弱等现象。莱利认为，整体健康的理论和实践为学者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提供了启示。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