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韧性超出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外界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您如何解读这些宏观经济指标？

　　巴蒂斯塔：中国经济的韧性超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和机构的预期。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稍有放缓，但整体依然稳步向好，在扩大规模、提高速度和提升质量等方面成效显著。2023年，中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的目标，遥遥领先于当前北美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比例仍然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速度逐渐加快的态势令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尽管中国坚持走一条以合作共赢为代表的和平发展道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却有别样的理解。考虑到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美国在对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对抗的倾向，以至于想要通过保护主义政策乃至单边制裁来干扰、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鉴于各大经济体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美国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适得其反，亦会伤害到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

　　生产力跃迁升级壮大中国经济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扩大国内需求，继续拓展各类消费。在您看来，这一政策对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有何作用？

　　巴蒂斯塔：我认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意味着中国从社会性和人民性角度出发，将持续扩大经济规模、提升经济质量视为战略重点，并给予特别关注。中国实现每年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诸多好处，如巩固社会凝聚力、让国家免遭内部冲突和分裂的破坏、长期维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等。一国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领域的需求增长，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需求侧扩张能够保证企业现有生产能力的高利用率，同时降低失业率。但是，从长远来看，总供给也必须以显著的速度扩张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如果企业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偏低，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新投资就无法充分开展。由此可见，必须兼顾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扩张，才能有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

　　中国高度重视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意外。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一些西方国家的负面预测截然不同。包括我的祖国巴西在内的其他国家，有时会犯对总需求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错误。这不仅影响国民经济的短期增长，还会波及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我相信，中国会及时关注和重视短期总需求与长期投资以及生产力跃升之间的相互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您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巴蒂斯塔：2024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基本发展模式相一致。中国的非私营部门，例如国企、政府金融机构、公立大学等，可能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在我看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即专注于以技术创新主导新兴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已经进行了大约30年的事情。中国长期重视技术转化、专注技术升级，突破性技术创新更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可以通过扩大总需求、提高现有失业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来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想让这样的经济态势以相对强劲的速度发展下去，就需要扩大国家的资本存量，持续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率，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成功国家的近期和远期发展经验都显示，国有企业和公立大学在推动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技术发明与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私营部门通常不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但私营企业的研发支出往往和生产力跃迁升级以及科技进步有一定相关性。总的看来，在私营部门发挥作用的同时，中国的公共部门将继续保留其火车头的作用。至少，依据近期经济趋势以及中国政府宣布的计划，上述经济活动是世界可以期待的。

　　西方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世界上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有哪些独特之处？

　　巴蒂斯塔：我认为中国模式是成功的，而且极为独特，其他国家想要成功复制或许非常困难。当然，其他国家仍然需要仔细研究中国的成功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推行的经济自由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截然不同。俄罗斯在西方机构和经济学家的建议下实施了这种经济手段，致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同时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沉重的社会成本。中国明智地让私营部门与强大的公共部门并存。由于中国并未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国家依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管理作用和领导职能。

　　唯有时间才能证明，相当独特的中国模式能否长期持续下去。众所周知，经济学家不善于预测未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尚未出现无法持续运转的迹象。与任何国家一样，中国也将调整其经济模式，但是似乎不太可能完全偏离过去成功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新自由主义角度观察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会产生哪些错误认知？

　　巴蒂斯塔：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不完全相符。中国一直在有计划地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助力。新自由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追捧。这些国家推动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其后果之一是全国上下迅速地去工业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部分欧洲国家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部门都遭遇了急剧而惊人的衰退。这一漫长的产业萧条过程恰好体现出上述国家的发展正在逐渐滞后。

　　一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现在已然得出新自由主义应该被抛弃的结论，尽管该结论显得姗姗来迟。随着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通过系统性的方式被培养起来，人们甚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基本已经死了，但是能够促进全人类发展的经济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仔细考察中国选择不遵循西方国家构想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后，收获的诸多发展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等西方经常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叙事，而是将自己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然，语言、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其他国家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的运作模式、吸收中国成功经验的重要阻碍。此外，外国学者还面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考察中国模式中的某些元素能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灵活应用等挑战。虽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表现极具挑战，但是值得各国付出努力。海外高校应当设立专门的研究所，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理论探讨，并与中国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积极组织交流活动，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

　　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见证金砖国家合作进程的专家，您如何评价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效果？

　　巴蒂斯塔：身为金砖国家的四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一直在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2008—2017年间，我作为巴西代表团的成员参与了金砖国家的合作进程，见证了中国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015年，我迁居上海，成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总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又一次见证了中国政府给予这一全新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

　　我相信，中国深知与其他金砖国家成员紧密合作，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当然，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需要考虑本国的利益。由于国情和需求不同，各国的利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总体来看，金砖国家已经成功调和了成员之间的分歧，全员一同致力于增强金砖国家合作的效益以及国际影响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个知名且重要的平台，为“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在我看来，西方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部分是基于把中国当作对手并与其竞争的思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不想看到自己长久以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形成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受到损害。然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却可以看穿西方诋毁中国背后的动机，拆穿西方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