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流利的汉语、风趣幽默的谈吐，这是巴基斯坦前驻德国、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大使，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Syed Hasan Javed）给人的第一印象。1980年首次来华，近十年驻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让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一个“中国通”，贾维德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已经发表了9本与中国有关的专著，其中包括《汉言易语》《中国人软实力代码》《巴拉蒙汉英乌尔都语词典》《中国的崛起和亚洲世纪》等，涉及汉语教育、中国软实力建设、社会发展经验等诸多方面。他经常在巴基斯坦主流媒体、重要会议等发声，为推动中巴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作出了重要贡献，贾维德也因此获得了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近日，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经济发展等热点话题，本报记者对贾维德进行了专访。

　　中巴文化有不少共同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在中国工作的经历，您认为中巴文化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

　　贾维德：1979年，我通过中央高级文职考试加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由于成绩不错，我被派往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的中文课程，开始了我和中国的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那时，我恰好身处中国，有幸见证了中国书写新历史的时刻。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挑战，但拥有一个有远见、专注和集体领导的领导团队，他们愿意改变，也愿意尝试新思想。邓小平在这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首次外交任务中，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曾在1980—1987年里有六次机会与邓小平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驻华外交工作中，我密切跟踪中国经历的全方位深刻转变，那时我的一些西方外交官朋友、学者和媒体人对中国的变化过程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预想到中国会发生改变或崛起。我在《中国的发展模式——给巴基斯坦的启示》中，详细描述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和观察。

　　记得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学习中文非常困难，但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学好中文的决心。我非常喜欢中文，因为它有着悠久的、多样的文化历史背景。汉字经历不断演变才有了今天的样子，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特色很感兴趣。我的个人研究发现，中国人民被赋予了888种独特的文化特质，欢迎热心观察中国的学者一起讨论。我在《中国人软实力代码》一书中突出讲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准则，即正气、谦逊、纪律、友善、忠诚、热情、耐心、毅力，这些核心价值准则又可以延伸出88条中国人重视的道德品质，如勤奋、爱国、敬业、公正等。

　　每个社会都承载着自己的文化范式。作为南亚、西亚和中亚的交汇点，巴基斯坦也拥有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后来的波斯、希腊、阿拉伯、阿富汗、蒙古、莫卧儿、英国的软实力文化遗产。历史上，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与南亚、西亚、中亚进行贸易的桥梁，从洛阳和西安出发的驼队曾抵达白沙瓦和阿拉伯海岸线的港口。中巴文化中有着不少共同元素，如家庭观念、尊重长辈、同情心、团结、关爱和分享、努力工作等。

　　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提供 

　　　　持续变革的关键领导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有哪些独特之处？

　　贾维德：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生存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从其历史演变、组织结构、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动员和服务人民的能力等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独特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因此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通过多方面的思想斗争以及武装斗争，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最终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坚信一句话，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长期观察并亲历中国发展的外国专家，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怎样的总体认识？

　　贾维德：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包含了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决策，同时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向，正确地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环境和全球地位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进步，而这些成就得益于有远见、专心致志的领导，战略清晰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观，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您对此有哪些阐述？

　　贾维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治理、领导力、组织管理、民生福祉、经济发展、扶贫、科技、创新、国防、外交和世界观等方面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在习近平主席的诸多表述和倡议中，我认为中国梦是最具启发性的，它代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智慧鼓舞人心，这些智慧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发展，并在许多方面激励和帮助其他的国家。在当今时代，国家叙事、无形资产、软实力吸引力和技术创新是其突出特征。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际，为中国提供了持续变革的关键领导力。在我看来，未来国际社会需要更多地依靠中国智慧解决复杂而微妙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自己的文化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您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民主有哪些异同？

　　贾维德：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其实，民主在各种古代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然而，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西方强权的统治导致了所谓的胜利者或赢家代替遭受奴役的人们去叙述历史。因此，民主被解释为源自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的西方创新。可以说，贬低、嘲笑和扭曲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成为殖民主义的主要工作，其目的就是延续西方霸权。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西方是以特定利益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是一种自私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功能失调、不稳定和充满妄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共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西方现代化相比，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亮点？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哪些启示？

　　贾维德：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与民主有相似之处，也是西方殖民主义故意建立的虚假叙事，即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化，意即只有接受西方价值观才能实现现代化，这只是一种自私和虚假的叙事。诸如在公元800—1600年之间各种非西方社会远比当时的欧洲“现代化”发达和繁荣。过去四个世纪西方各国的崛起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不能说西方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答案，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都在自然顺序或按自然法则的轮换中兴衰交替。

　　每个国家都需要实现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技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放眼21世纪，东方或亚非世界注定会崛起。我认为，这是当下非西方社会重新审视自己丰富的根源、历史、文化和软实力传统的结果。也正因如此，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关于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叙事已经站不住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社会，但仍然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

　　西方叙事日渐贫乏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习近平主席2023年3月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引起世界各国的热烈反响。对于这种世界文明应有的相处之道，您有哪些进一步的思考？

　　贾维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学者的傲慢都不合时宜。我们必须将文明交流的问题放在正确的背景下来看待。一些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操控现有国际体系或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延续他们四百年来的全球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西方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的论点。简而言之，这些学者的观点反映了主流的美国右翼思维，将中国等国家描述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和增长潜力。作为应对方案，西方大国现在一直忙于建立联盟、小分队等。然而，这些西方国家错了，因为中国不是曾经的苏联，但这一事实不太可能阻止它们继续遏制中国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赢得了许多赞赏和支持的声音。一些西方国家对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全球影响力正是其焦虑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国家看来，全球秩序的核心在于西方思维，这种思维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不过，未来几十年随着西方文明力量的迅速削弱，西方主流思想也有可能发生改变。世界其他地区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并谨慎行事，避免让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核大屠杀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西方学者声称“全球南方”的概念具有误导性，其代表性值得怀疑。这一概念如今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讨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中国在“全球南方”中扮演何种角色？

　　贾维德：无论西方学者对于“全球南方”的观点如何，“全球南方”在当代外交词典、理论以及实践中都已经成为现实。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国家及其极少数盟友在21世纪前20多年发现自己缺乏一套叙事。过去几十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一贯奉行双重标准、经济剥削、挑起战争和拉帮结伙等做法，现在他们在维系全球主导地位或者说霸权地位的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生产力的削弱、经济衰退、技术竞争、治理功能紊乱、软实力的丧失以及国内不满情绪的上升，几乎让他们想不出以怎样的叙事来维持旧有秩序了，这在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机构的投票结果中便可一窥端倪。西方国家面对的全球孤立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但这不是几个西方学者混淆全球思维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未来几十年，“全球南方”和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发展机遇。

　　发展是一个多学科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哪些成就？您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媒体有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报道？

　　贾维德：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是中国在当代外交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和巧妙之举。它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影响力和战略能力感到震惊。历史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今天，沿着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的经济大走廊是一个由共建国家共同投资的互联互通的双赢战略项目。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的成功已经初显新兴世界秩序的轮廓。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是“一带一路”的一项重大成就，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其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改善了自然环境，创造了就业机会，结束了电力缺乏问题，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目前，中巴经济走廊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工作，将继续推动需求侧增长。

　　现在西方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有不少负面报道。考虑到这些项目的规模以及在一个时代性的全球转变和历史性权力转移之际的战略影响，这种负面宣传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战略性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冲突。但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因为当下这一全球转变的过程是和平的。

　　中巴经济走廊引发债务陷阱、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和政治不稳定性等的一些负面报道，都是站不住脚的、毫无根据的恶意宣传。就债务陷阱而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合作条款和条件是双方在良好的氛围下通过谈判达成的，并不存在谁让谁陷入陷阱的问题。目前来看，中国私营部门可以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和投资力度，未来或许可以在巴基斯坦的特别经济区看到他们加入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商业时刻，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在巴基斯坦解决了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后，现在已经准备好成为中国企业的安全合作伙伴。

　　至于环境问题也是夸大其词的。事实上，通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绿色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了不少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在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还包含植树造林、防治沙漠化等努力，也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至于安全问题，虽然发生了一些事件，但巴基斯坦当局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措施。事实上，巴基斯坦人民一直视中国人民为历久弥坚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是一个民主国家，秉持着与所有国家友好的外交政策。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的合作共赢原则。习近平主席在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统致贺电时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铁杆”友谊是历史的选择，是属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面对西方的持续抹黑，我想用巴基斯坦人常说的一句话来回应，那就是“真理总会胜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等论调在西方媒体中甚嚣尘上，被各路政客和机构频繁炒作。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

　　贾维德：我相信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当下经济面临的挑战，这里我想谈三点看法。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庞大的GDP基数效应。其次，经济增长始终与市场条件、生产成本、规模经济、政策、管理、技术创新、区域和全球环境以及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相关联，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就要求中国动员最优秀的头脑，并尽可能地依靠那些值得信赖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历史告诉我们，知识、思想和创新才能赋能大国，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若是想跨越到下一个水平，必将需要走创新发展的路径。技术是一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新的生产力需要通过重组和调整现有生产力来加以利用。最后，发展是一个多学科的课题。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准备迈入高收入社会，这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做得很好，未来也可以做得很好。然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国需要引以为戒，防范经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