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炎黄学高质量发展

　　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其学科发展的标志是炎黄学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的确认、研究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提出。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的《炎黄学概论》就是上述“学科标志”的文字版，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落实之作。

　　该书由李俊和王震中共同主编，内容分为序、绪论、上中下三编十五章与后记。其中，由王震中先生撰写的绪论，“属于全书的总纲，带有建立体系的意义”，各编及各编中的各章与各节作者，基本贯彻了绪论中的“总纲”精神与“体系”思想。

　　为什么要把炎黄文化提升至炎黄学及炎黄学科的高度？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绪论首先说明了炎黄学、炎黄学科建立的必要性，再进一步回答其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谈道：“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又特别指出：“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我理解，这段话还意味着传说中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根与魂的缔造者。通过考古工作去揭开“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还是确有其人”，这是炎黄学及炎黄学科的重中之重！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课题，还直接涉及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科学性，也可以说是炎黄学、炎黄学科的“科学基石”。“三皇五帝”是传说还是信史的问题，目前仍然是历史之谜。绪论对“炎黄学中的三皇与五帝结构关系”“炎黄时代的年代问题”“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与炎黄名号的由来”三个学术界与社会上颇为关注的根本性问题，作以新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该书上编“炎黄学之本体”，基于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了阐述。如谈及伏羲、燧人、神农等被后人称为三皇者，其所代表的历史发展阶段，究竟如何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以及我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具体年代相照应问题时，列举了大量考古发现。以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为例，通过“距今70万—23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遗址中，有四层面积较大并且较厚的灰烬层，有的灰烬层厚达6米……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猿人已学会使用火、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作为证据。结合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朔县峙峪、北京山顶洞人等遗址中用火的遗迹，与同时期相伴随的磨、钻、锯技术的发明，认为伏羲氏、燧人氏时代应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0000—12000年）一致。

　　神农氏（炎帝）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距今12000—7000年）。考古发现的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万年至9000年左右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9000—8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足以证明。而炎黄称雄的时代当拟划在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若以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为坐标的话，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可称之为“仰韶时代”。黄帝称雄时期在距今5000年前后，至于黄帝以后的颛顼、帝喾、尧、舜时期，当为考古学上距今45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后期。以上表述，充分反映了其不同于“传统史学叙事体系”之“科学性”。

　　关于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谈道：“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三皇五帝”的“历史信度”，是炎黄学及炎黄学科中头等重要的学术问题。而科学解决这一千古“历史疑案”的“道路”与“技术路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已给我们指出：“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以上关于炎黄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时代问题，主要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予以解决，恰恰符合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精神。

　　科学研究进步的核心问题是方法论的进步。该书将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三者相结合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并致力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绪论就其具体实施有着清晰的表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都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整合才成为必要”，王震中先生称之为互补互益，并提出“以考古学材料为骨架，以文献材料为血肉，以人类学材料为参照”的方法论。这是一种从资料的个性特征上整合三者优势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考虑，也是炎黄学多学科相结合的学科特征。这样的建构和特点是由学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所规定的。当然，由于研究的问题不同，整合时以谁为主也就不同。

　　以上所述，体现了炎黄文化至炎黄学学术研究上的发展与进步。应当说，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多学科、跨学科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如此，“工程（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达成共识”。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了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中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他要求：“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这些重要讲话对炎黄学与炎黄学科的科研、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经济学是炎黄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法学（法律）是包括炎黄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其逻辑学、实证性研究方法是炎黄学科学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在诸学科中，经济、法律学科的重要性“名列前茅”。

　　以上这些意见，旨在表达我希望炎黄学、炎黄学科能够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