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言：“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无疑会大大推动经典文本的研究，而出土文献便是新材料的重要部分。所谓“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各类文字资料。研究先秦道家思想离不开出土文献，如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楚简《老子》在德、有无、仁义等关键问题上与传世本不同，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被学者们鉴定为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从而证实了“黄老之学”的真实存在。相较于前面二者，出土文献对《庄子》研究的推动力并不大。在目前公布的所有出土文献中，与《庄子》有关的只有三部，分别是郭店简《语丛四》、张家山汉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语丛四》本就是格言的摘录，关于《庄子》的只有第8、9简，其内容与《庄子·胠箧》大体一致。张家山136号汉墓出土了44支关于《庄子》的竹简，与传世本《庄子·盗跖》相似，但目前只公布了2支。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庄子》的51个碎片，内容极其不完整，有些碎片只有两个字。韩自强、胡平生两位先生对其进行了整理，但都有可推进之处。目前笔者亦整理出一版，待发表。

　　在这三部有关《庄子》的出土文献中，张家山汉简和阜阳汉简在推进《庄子》研究方面的价值极其有限，而《语丛四》与《庄子·胠箧》的关系则比较值得探究。《语丛四》第8、9号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与《胠箧》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相似度极高。它们的关系引起学者们的激烈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语丛四》抄了《胠箧》；第二种认为《语丛四》与《胠箧》有共同的资料来源，都摘录于一部佚失的著作；第三种认为《胠箧》抄了《语丛四》。其实第三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有重合之处。因为郭店简《语丛》本身是当时各家著作的摘抄本，所以《胠箧》抄《语丛四》也就意味着它们背后必然有一共同的资料来源，只不过第三种看法明确了《语丛四》早于《胠箧》。笔者持后两种观点，认为它们有一共同的来源，且时间上《语丛四》更早。

　　持第一种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是李学勤和王葆玹两位先生，他们认为《语丛四》抄了《胠箧》。李学勤拿出两个证据：第一，根据《语丛四》“摘录本”的性质认定《语丛四》抄了《胠箧》。第二，从《胠箧》行文看，全篇逻辑结构缜密，前后一气贯通，可见“窃钩者诛”句是《胠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语丛四》所引的就是《胠箧》。李学勤给出的这两个论据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首先来看第一条论据，《语丛四》的性质只能说明它是从某个X文本中摘录的，不能确定这个文本就是《胠箧》。第二条论据只能说明“窃钩者诛”这句话出自《胠箧》。哪怕两个论据合起来看也无法支撑李学勤的观点。完全有可能的是，《语丛四》和《胠箧》的作者都看到X文本，《语丛四》的作者摘录了下来，《胠箧》的作者创作此篇论证“窃钩者诛”这个观点。

　　王葆玹也给出两个论据。先看论据一，他分了两步证明。第一步，他看到《语丛四》与《胠箧》的两个地方存在不同：1.楚简“邦”字在《庄子》作“国”，这是后人抄写避讳所致。2.楚简是“义士之所存”，《胠箧》是“仁义存焉”。王葆玹根据《庄子·盗跖》“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将《胠箧》的“仁义存焉”校订为“义士存焉”，使得《胠箧》在文字上与《语丛四》一致。但是在含义上，王葆玹还是保留了《胠箧》对“仁义”的批判，认为《语丛四》表面上批判义士，实则连同义士所奉行之仁义一起批判。接下来，王葆玹根据郭店简《老子》甲本无“绝仁弃义”，但《老子》通行本却有这一句，认为战国中期的《老子》传本并无“绝仁弃义”字样。王葆玹进一步推论“绝仁弃义”首次出现在《胠箧》，因为《胠箧》文风比通行本《老子》更古朴。既然《胠箧》是提出“绝仁弃义”的原始文本，必然是《语丛四》抄的《胠箧》。王葆玹的论证极其曲折晦涩。简单来说，他先是证明《语丛四》批判的是仁义，进一步论证首次批判仁义的文本是《胠箧》，那么结论必然是《语丛四》抄《胠箧》。

　　我们先看王葆玹论证的第一步，《语丛四》原文批判的对象是“义士”不是仁义。王葆玹只是根据《盗跖》就改《胠箧》“仁义”为“义士”或有些许武断。他进一步又将“仁义”纳入“义士”概念之内或也需更多论证。根据庞朴先生考证，“义士”指的是诸侯之门的鸡鸣狗盗之徒，为诸侯出力，吹捧诸侯之辈，与“仁义”含义有很大不同。所以，笔者认为王葆玹的第一步论证还是有待商榷的。再看他的第二步，他的结论是《胠箧》是“绝仁弃义”的原始文本。不可否认的是，战国中期的《老子》并无“绝仁弃义”字样，但无法推出《胠箧》就是这个源头。即便笔者承认《胠箧》的文风更质朴，也无法断定“绝仁弃义”就是来自《胠箧》，因为仍旧无法排除存在一个未知的原始文本，它早于《胠箧》提出“绝仁弃义”之说。郭永秉先生推断，当时“绝仁弃义”来自“左派道家”，《胠箧》总结发展了这派人的思想。我们无法断定郭永秉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可以断定的是王葆玹的论断或许还需更多的证据支撑。相较于第一个论据，王葆玹拿出的第二个论据直接了不少。他看到《语丛四》中其他文字类似于《庄子·人间世》，于是断定“窃钩者诛”句也出自《庄子》。首先，他所认为与《人间世》相似的楚简文字“往言伤人，来言伤己”“口不慎而户之闭，恶言复己而死无日”，与《人间世》并不十分相似，文字所显示出的对私人安危的关注也不一定出自《庄子》，杨朱也展现出相似的思想倾向。其次，哪怕《语丛四》中存在出自《庄子》的语句，也不能证明“窃钩者诛”句也出自《庄子·胠箧》。

　　郭店简的抄写时间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如果能确定《胠箧》的撰写时间，也有助于理清二者的关系。《胠箧》中有“田成子杀齐君而有齐国……十二世有齐国”句，这是推断《胠箧》撰写时间的最有力证据。关于十二世有多种不同算法，争论之处在于两点：第一，起点到底是什么时候？是陈完（字敬仲，田氏始祖）奔齐还是田氏代齐。第二，十二世指的是什么？第十二代还是第十二个继承人。李学勤、王葆玹两位先生也注意到《胠箧》的这句话，并提出各自看法。李学勤认为应该从陈完奔齐开始算，十二世指的是第十二个继承人——齐太公田和被封为诸侯，开始享有齐国，此时为公元前386年。李学勤根据《胠箧》其他判别时代的地方，进一步将《胠箧》的时代定位为公元前300年。钱穆先生早就反驳过这种看法，认为陈完只是逃往齐国，并没真正拥有齐国，所以称不上“有”齐国。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且《胠箧》原文很明显是在批判田氏代齐这件事。《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个文献也表明，战国人心中的十二世从田氏篡位开始算。如果以田成子篡国为起点，十二世只能意指第十二个继承人，因为田成子后的第十代即齐王建（公元前280—前221）在位时齐国被秦所灭。这样，《胠箧》应该是战国末期，甚至更晚的作品。王葆玹同意这种分析路数，认为起点当设为田氏代齐，只不过他考证出田侯剡与田午之间还有田儒子一代，这样十二世不是齐王建，而是齐襄王，那么《胠箧》的撰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9—前265年。然而，无论十二世指的是齐王建还是齐襄王，都无法改变《胠箧》是战国末期作品的事实。姚鼐、钱穆、罗根泽、张恒寿、曹础基、关锋、古中信一、武内义雄等学者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胠箧》是战国末期、庄周后学的作品。而郭店简的下限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因此，无论从文本正面论证，还是从楚简性质、思想倾向论证，都不能说《语丛四》抄录《胠箧》。

　　从时间上看，《语丛四》早于《胠箧》。然《语丛四》又是摘录本，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结论，即《语丛四》与《胠箧》有一个共同的来源X。《语丛四》8、9简抄录的就是这个X，而《胠箧》的“窃钩者诛”句究竟是从《语丛四》看到的还是直接从X中看到的，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这个原始文献X的内容，笔者认为应该是《语丛四》所言的“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因为作为摘抄本（除去抄错情况）很少有意识去改动文本。从比《语丛四》更早的X中能发现，当时人们没有明确的批判“仁义”的意识。这从郭店简《老子》中也能得到证明，同时再次确证了儒道纷争是战国后期的产物。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