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为甚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视角多元，擅长提出一些所谓的理论范式及新观点，但在史料利用、史观方面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海外研究的他者观察 

　　因中外学者在文化经历、思维模式、学术背景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西方学者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叙事、研究观点、理论范式等方面，从域外的他者视角进行观察研究，往往令国内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西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出现研究方向及理论范式的转型，研究队伍也出现明显的代际转换，特别是美国学界在这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注重政治、外交制度史及上层人物的研究，以第一代的费正清为代表，并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受到关注，同时“新社会史”“新政治史”等研究思潮逐渐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出现了“现代化”“帝国主义”等研究范式。特别是社会史在七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的主流趋势，且普遍使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重视对基层社会群体、结构及政治现象的考察，以第二代的列文森、史华慈、芮玛丽、柯文、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及第三代的周锡瑞、裴宜理、萧邦齐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许多著作体现出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范式的研究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文化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注重对文化符号及大众文化的微观研究，以第三代的杜赞奇、罗威廉及新生代的林郁沁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并且这一时期“国家—社会”范式也被广泛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强调“内亚转向”，注重近代中国边疆、族群研究，如有柯娇燕、路康乐、欧立德等为代表的研究，但引起了很多争议与批评。近年来，从全球史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流行趋势，提供了更广的历史研究视野，在移民、环境、文化贸易、疾病、殖民地等问题上有较多应用，以方德万、裴士锋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曾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课题逐渐由国家转向社会，精英思想转向平民心态，典章制度转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献转向访谈与计量，关心主流转向关心弱势，宗教研究转向信仰与礼仪，个别人物转向一般众人，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运动，单一现象转向多向的整体讨论，以及经济之外还注重生态与天文的关系。”这种研究转变也在近年来西方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同样体现。当然，相比于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队伍的规模化且在不断更新换代，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研究队伍则较为弱小且分散。 

　　西方学者还擅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创造一些新概念。如柯文提出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杜赞奇提出的“文化的权力网络”“线性历史观”、黄宗智研究近代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提出的“过密化”理论、施坚雅在研究近代中国集市时提出的“施坚雅模式”，以及罗威廉等学者在研究近代汉口时运用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这些新概念的提出，无疑从理论深度上推进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 

　　西方学者在史料利用上，可以利用外文语言的优势，大量使用珍藏在海外的外文近代史档案、日记、报刊等各种史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日渐频繁，部分西方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中文资料，并注重到中国各地搜集档案、田野资料，特别是华裔学者在中文资料利用上更加熟练。在研究方法上，普遍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方法，且善于从中外比较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史。正如葛兆光所言：在讨论中国史的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学者总能不时引入世界或亚洲背景，使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势彼此融合、相互对照，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断。 

　　海外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西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意迭出的同时，也存在很多致命的错误与硬伤。汪荣祖在《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海外中国史研究存在“离谱的误读” “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在西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有体现。 

　　在史料利用上，一些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对中文资料利用太少，一味地使用自认为珍贵的外文资料，失去了基本的中外史料互证。即使有些著作利用中文资料，但因作者的中文功底有限，无法理解近代史料背后的真实意思，进而对史料解读出现各种错误或硬伤，甚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貌似创新，但在学术观点上令人难以苟同，如柯娇燕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一书仍然坚持反对满族汉化的观点，明显有违史实。这些学者宣称重视对满文资料的使用，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已大量利用满文资料，而且该著作也并未对满文资料有较多使用。正如美国学者盖博坚指出，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这些西方学者并没有都用到大量满文文献。况且，即使有的学者用了满文资料，也并不都是用在关键之处。 

　　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西方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及历史观。美籍华人董玥曾指出：“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自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学术传统以及历史经验之不同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用西方的思维模式与话语系统进行预设性研究，在论著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恶意诋毁解读，美化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虚构近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错误史实，否定中共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对某些历史人物过于拔高肯定，故意无视他们的过失，对另外一些重要人物则进行诋毁，带有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特征。朱政惠先生也曾对部分西方学界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批评指出：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得出一些偏颇结论。同样，往往会有一些研究者因创建某种“新学术体系”的需要，“创造”出某些背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新解说、新框架。如部分西方学者盲目地将所谓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概念运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显得颇为生硬，格格不入。 

　　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即是典型代表，无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主体性，过于强调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贬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西方学者虽然在不断变化研究范式，但每一种研究范式只是适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缺乏对近代中国的整体性认知。朱浒曾批评称，这些学者是在用西方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和质疑中国人表述自身历史的能力，实际上仍不自觉地继续沿用“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去看待其他地方的历史。 

　　加强中外研究的交流互鉴 

　　在总结梳理西方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特点及局限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加强对海外著作的借鉴与对话，国内学界应加强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新成果的引进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推出的编译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史研究”丛书等系列译著，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很多著作已在海外出版了二三十年，无法代表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国内出版社推动译著出版的时效性，加快代表海外最新研究趋势、观点的新成果的引进翻译。 

　　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提升国内近代史研究学者掌握多种语言进行研究的能力，继续加强对海外各国珍藏的中外文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推动国内学者到英、美、日等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重镇进行访学交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主流历史类学术期刊刊发外文论文，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历史学者的声音；推动国内近代史研究精品力作的外译出版，提升国内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中国学者应该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实际出发，提出一些有说服力且可以影响国际学界的创新概念、观点或理论体系，切实增强国内学者在国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中外学者需要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同样应该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国内学界需要借鉴海外研究在视角、理论范式及观点等方面的诸多创新，对其进行批评性借鉴，也不能一味地盲目崇拜，照搬到自身研究中。中国学者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增强本土主体意识及历史自信，对西方中心论、海外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要敢于讨论批评，对于西方的研究成果应科学正确地进行学术评判与辩证分析，进行平等性的交流对话。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上，国内学者在坚定自身扎实的史料利用功底基础上，应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等海外学界多元的研究视角，来丰富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目前国内高校设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颇多，但重心多是关注海外有关中国政治、文化、文学及语言的研究，而对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力量较为薄弱分散。因此，有必要加强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逐步建立有国际影响的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中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