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传播社会学研究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视角可以多元，比如功能论关注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互动论主要关注人际传播和交往规则，但都是在社会脉络中理解交往和传播。

　　传播社会学的发展几乎与社会学同步，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弗洛伊德、帕克等经典社会理论家均对新闻、舆论、交往和传播有过直接或间接论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和美国政府的资助，使各门社会科学均参与到了跨学科的传播研究之中，以便为心理战或宣传战出谋划策。社会学在五六十年代走向兴盛，尤具代表性的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和布鲁默、戈夫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七八十年代，网络社会学、媒介社会学又随着社会潮流和学术思潮而兴起。网络社会学和媒介社会学强调，作为传播要素之一的网络或媒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广义上也可视为传播社会学的某种翻版或窄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或许也可视为传播社会学向技术主义投降的标志。

　　对于传播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形容为一种“单行道”，主要是社会学向传播研究单向输送各种概念、理论、方法和人员，相对缺乏反向输送。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则感叹，传播研究与社会学越来越处于“相互的竞争关系之中”，而非“惺惺相惜的伙伴”。如今的很多传播研究似乎主要深受七八十年代的影响，以日益专业化、专门化和精致化的方式，研究传播结构的某个要素或传播过程的单个节点，与此前的社会学传统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日益疏远。一方面，这些研究对此前以哥伦比亚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主的传播社会学展开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努力走出三四十年代的跨学科立场，将“十字路口”的传播研究发展为专业化的“传播学”。对于19世纪末经典社会理论中的传播研究遗产，更因其过于遥远和宏大而无人问津，至多不过是少数理论学者才会珍视的古董。

　　与社会现实、社会结构的疏离，与社会学传统遗产的断裂，似乎使传播研究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股脑都倒掉了。于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描绘和批判的几种研究趋势，似乎仍然流行于如今的传播研究界。第一，西方理论盛行不衰。这些西方理论迷恋媒介、媒介化、媒介性、元媒介、基础设施媒介、物质性、可供性等抽象概念，不断对这些概念进行拆分和组合，虽然建构了各种深奥难懂的概念王国，但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验现实，尤其是媒介技术及其快速变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第二，方法主义、技术主义持续流行。与宏大理论迷恋抽象概念不同的是，方法主义和技术主义迷恋于统计学、计算机、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方法和技术，似乎这些方法和技术在根本上影响甚或决定着整个社会，因而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各种定性研究未必就能避免方法主义的嫌疑。第三，以科层制方式追求实用主义目的。很多传播研究抱着实用、功利的目的，最终不是服务于市场和企业，就是政府和官僚，而非关心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公共议题。尤其是与第二种结合趋势，形成了科层制、项目制方式的政府和企业合作，使用大数据等流行方法关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流行的媒介技术变革，可谓最为前沿、最为流行的传播研究范式。

　　在上述趋势背后发挥着支撑作用的似乎是某种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不管是理论、方法还是目的，都试图寻找一种理论框架、一套方法程序，按照某种组织程序生产出可供兜售的商品。在米尔斯看来，这些一再说明研究者是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奴仆而非主人，是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表现。这些趋势将实际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抽象概念问题或操作技术问题，不是通过研究现实社会，而是试图通过概念组合、方法运用、技术翻新来回答问题。对于传播研究来说，由于一直重视新闻报道、网络文本等素材，加上对于媒介技术的过于强调，似乎与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更为疏远了。而脱离了人、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的碎片化研究，即使理论框架再玄妙，方法程序再标准，关注的媒介再新潮，对于实际传播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又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当然，也有些传播学者多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如卡茨所言，美国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关系，在经历了互相抛弃和分裂之后，好像又开始重新走向交流与合作，尽管仍然存在过于关注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问题。总之，只有根植于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的土壤（媒介技术变革不过是其中最为显而易见的变化之一），关注其中的传播问题，将个体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充分吸收而非简单割裂19世纪末的经典社会理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跨学科传播研究、五六十年代的传播社会学遗产，才能做出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传播研究。

　　具体而言，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传播研究，应努力发现传播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探索信息或知识在社会结构中畅通或不畅的传播规律，解释和解决传播的障碍，促进社会结构中不同部分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如果用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隐喻来描述的话，可以说社会是机体，传播是血脉。传播社会学家的使命则犹如心血管专家一样，认真研究社会机体的传播规律，发现、解释进而疏通、打通社会机体的壅塞之处，使信息和知识在社会机体内更加顺畅地流通。若从这个广义的社会学想象力角度，而非施拉姆以来所界定的狭义的“传播学”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发现社会学中早已有不少值得学习的研究范例。比如，齐美尔阐述了货币作为纯粹媒介的社会文化后果，曼海姆论述了知识的社会起源和传播过程，埃利亚斯则研究了交往礼仪和感受规则从宫廷贵族向中产阶级的传播。

　　最后，仍需补充的是，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并非完美无瑕，其不足之一或许在于对文化、文化心态及其多样性缺乏充分重视。有关中西文化差异已有相当多讨论，无须赘述。但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传播研究如何吸收中西文化差异，发展中国传播社会学，则仍有待深入探索。就此而言，本土主义兴起或许是中国传播研究与欧美差异较大的一种趋向。米尔斯尽管将历史视野视为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内容，但却并不赞同仅仅对历史资料进行挖掘和拼凑，而是强调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尤其是探讨当代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因而，从传播角度挖掘和表述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具有一定价值，然而更关键的问题似乎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如何跟当代传播问题相关，又如何在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中得到延续。

　　幸运的是，孙本文、费孝通等早已为中国传播社会学开了一个好头。孙本文既综合不同学派又突出文化心理，既强调中国文化本位又兼收并蓄西方文化，从文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集中探讨了“交通”（communication）、舆论、谣言、宣传、文化传播和文化失调等问题。费孝通则将其一生学术精力都用于研究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无论是早年为比较中西人际关系（人际传播）而提出“差序格局”，还是晚年为回应跨文化沟通问题而提出“文化自觉”，都为富有想象力的中国传播社会学打下了基础。他们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理解传播问题，而非简单地强调某种抽象理论、标准方法或媒介技术。正如费孝通晚年所言：“信息社会能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是肯定的，但运用信息技术的还是人，而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价值观念体系中。”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