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没有”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成效的提炼，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社会建设的宝贵经验。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民众“讨汪（精卫）大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十个没有”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已养成了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它是延安精神的生动呈现，与国民党“奢侈腐败”“贪图享受”的“西安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一，建立党统一领导社会建设的组织体系。

　　中央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1937年9月6日，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

　　建设抗战“模范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要求陕甘宁边区“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带头作用”。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1940年9月，设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最高领导机构。1941年5月1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是西北地区党、政、军、群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1月，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西北各省党的秘密工作，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统筹负责辖区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工作，这为根据地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提供了依据。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如何统筹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是政治建设的核心目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陕甘宁边区最早建立起党的统一领导体制，明确了党在边区政府领导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在外有国民党重兵围困、内有土匪特务的艰苦条件下，陕甘宁边区能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新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切实开展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成为全国社会建设的楷模和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德裔英籍进步记者冈瑟·斯坦因说，小小的延安之所以能成为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是因为自治政府第一次在这里建立起来，虽然“还很原始”。

　　第二，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实践。

　　以革命文化为统领，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动员，营造军民团结的政治文化，是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当时，陕甘宁边区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军队封锁，内有匪特破坏，边区政府积极开展政治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开办学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出版报纸宣传党的政策，提高民众思想觉悟，扩大救济范围、增加保障供给激发群众积极性。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得以重塑，“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使新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边区政府主导的社会建设，让广大农民、妇女过上了一种全新的、有希望的生活。

　　以廉洁政治建设为中心，依法严惩一切贪腐行为。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重新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边区政府依法打击投机倒把、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先后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明确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处死刑；贪污500元以上，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等革命报刊，积极宣传严惩贪污的案件。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已开展廉政建设，1935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就刊发了“贪污分子头戴乌龟游行”的消息：延川县西区政府运输队长马有功侵吞公款不足4元，头戴乌龟壳游行数回。1936年1月16日和1938年4月5日，《红色中华》《新华日报》分别发出“贪污的份子滚出去!贫农团里不要你!”“贪污者，请他滚”的呐喊，引导清廉之风，震慑效果好。

　　以专项整治为重点，开展新生活运动，全面优化社会环境。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治理创新改革和专项治理，重点打击土匪、整治内奸，彻底改造吸毒、贩毒、二流子、盗抢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分子。将不事生产、赌博盗窃、游手好闲的“不良群众”划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非二流子”，分类改造。英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记录了成功改造五个最顽固的二流子的范例，认为这是帮助“群众实现自力更生的好办法”。“禁烟，是和抗战一样，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民族解放的斗争”。为此，边区政府设立专门禁烟部门“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专门负责烟毒案件的查处，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从鸦片种植到吸食进行全链条管控，对于罪行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

　　边区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广泛参与开展新生活运动，积极开办各类学校，广泛开展体育竞赛，普及文化艺术，提倡新式婚姻，废除蓄婢纳妾、一夫多妻、童养媳等封建习俗，健康向上的新生活在根据地蔚然成风。

　　第三，“十个没有”让“军民亲如鱼水”。

　　经多年治理，陕甘宁边区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和开明人士向往的“圣地”。

　　延安社会建设成效引起爱国人士关注。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华侨领袖陈嘉庚受邀访问延安，感触颇深：一是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是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是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是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是社会治安好；六是男女关系严肃；七是朴素成风。他总结说，所见所闻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大相径庭，实地所见“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有客观描述：“乞丐和失业的确象（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成效，经过系统治理，国统区长期存在的萎靡不振、蝇营狗苟、横征暴敛等坏风气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男女都一样、婚姻自由”，崇尚进步，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延安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模范区。

　　“十个没有”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欣欣向荣的民主模范区：官民平等，“军民亲如鱼水”，一起秋收秋种，战士带领民兵一起训练，为华北抗战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的民众基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